一是促进技术进步、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的增加。人们一般都同意斯密所丧明的分工使人们在更专门的领域中劳动，注意力更容易集中，因而能较容易地进行技术创新的论点。舒尔茨更进一步指出，分工的好处主要在于加速知识积累。他认为，从新古典到索罗的增长理论基本上是误入歧途的。经济增长应源自劳动分工及由此带来的收益递增。他还指出，以往文献对分工的理解过于狭隘，一讲分工就是制针的例子，实际上专门的企业家，专门的教育，专门的科研才是分工的最重要的方面。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就是反映了分工在这些领域发展的重要性。分工的好处主要在加速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的增长，而不只是与物质、设备使用的递增有关。
二是促进迂回生产方式的发展。迂回生产方式称为间接的生产方式，是指人类的生产活动的资源不是直接投入到对消费资料的生产上，而是先投入到对生产资料的生产上，通过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去转而促进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这是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包括消费资料增长得更快的一种方式。庞巴维克认为，生产的最终目的是生产出消费品，而达到这一目的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不用资本的“赤手空拳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财货会立即随劳力的支出而出现。
这就是迂回生产。比如打鱼，就有两种方法：直接用手捞，或先织一张网，再用网去捞鱼。显然，后者增加了生产的迂回性，它得到鱼的时间比前者要长；但它获取鱼的产量会更大，效率会更高。阿林.杨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理解迂回生产所取得的经济性，他认为分工的作用就是为了造成越来越迂回、越来越间接，也是越来越专业化的生产方式，从而不断实现产业的技术进步和规模扩张。
2.分工、合作与合作成本
既然分工可有效地促进财富的增长，人们为什么不能无限深入地对其加以推进？此问题在科斯之前就有人提出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奈特的观点。奈特于年在《风险、不确定与利润》一书中首先提出“不确定洼”的概念，并以此解释分工不能无限深入，而产生企业的原因。他认为，市矛上信息极不完备，人们面对未知的世界，必须依据自己的主观看法而不是客观知识而行动，因而传统的确定无疑的完全竞争市场已不复存在，人们的决策冒着很大的风险，而收益仍不确定。企业则不同：一方面，企业生产是为了供给市场，生产者负责预测消费者的需求；
另一方面，预测工作及其大量的技术指导、生产控制等都集中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生产者或企业家集团手中。他认为，企业家是那些充满自信、敢于冒险的人，而雇员则是谨小慎微的，故他指出，“就我们所知的人性而言，如果甲没有被授权指导乙的工作，而甲保证乙的行动可以获得确定的结果，那将是不切实际或异乎寻常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保证，乙方不会把自己置于甲方的控制之下——这种职能的多重专业化的产物是企业与产业中的工资体系。它在现实世界的存在是不确定性现象的直接结果。”
其次，市场上大部分经济活动都是根据契约去做的，不存在支配、控制的成份。即使相对价格体系已经改变，将要出现新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也并不一定说明是企业。最后，奈特实际上指岀了即使在经济体系中没有不确定性问题，仍然会有承担日常工作的协调者。据此，科斯认为，奈特实际上始终没有说明“价格机制被替代的原因”。科斯认为，企业组织的出现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中的成本，“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一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
他认为，企业的显著特征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如果分工后的合作是通过价格机制起作用的话，一系列契约是必需的：如果用企业代替价格机制，一系列的契约将被一个契约替代，社会的交易的成本将会大大下降。科斯的高明之处在于概括出“交易成本”这一范畴，作为反映人与人关系的制度运行成本与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成本”相对应，并由此把分工制度、组织的分析统一在经济学最基本的“成本-收益”关系的分析之中。事实上，“交易成本”范畴对市场制度分析具有较广泛的适应性，它不仅可以解释市场分工的边界，解释企业规模的边界，还可用来解释各种组织的效率。
在分析分工效率与组织存在的矛盾现象上，科斯交易费用的理论显然比奈特从不确定性出发所得的结论更具解释力。但应该指出的是，尽管科斯对奈特的解释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科斯所概括的市场交易费用与奈特提出的经济系统内生不确定性还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后人对交易成本的研究，也主要地从不确定性的方向展开。科斯没有专门对“交易成本”一词下定义，但从他对交易成本的表述看，无非也是一种信息成本。他在指出利用价格是有成本这一事实后，接着指出，“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
“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在某些市场中可以设计出一种使契约的成本最小化，但不可能消除这种成本。”达尔曼就指出，对交易成本这种详细的功能分类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寻找信息、协商和决策成本、监督执行成本在内的交易成本，都与信息相关，都是由信息的不对称引起的。因此，所有形式的交易成本都可以简化为一种信息成本。这样，多维的交易费用问题就可以单维化。斯蒂格勒更概括地说，“交易成本是人们从无知到无所不知的运输成本。”
至于引起信息成本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自奈特提出“不确定性”后人们已普遍把信息不完全与不确定性相联系。关于不确定性，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认为，只要决策的可能结果不止一个，就会产生不确定性。根据不确定性产生的根源，人们把它区分为经济系统内生的不确定性和经济系统外生不确定性两大类。不少学者就曾从经济系统内生的角度，探讨系统运行中信息的完备程度与不确定性的关系。如哈耶克根据市场经济中完备知识对增强人们预见能力的作用，与现实中知识的分散性，个体掌握知识的片面性的矛盾现象，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在静止状态下空谈均衡是没有意义的。竞争不是一个均衡的点，而是一个过程。市场交易实现的竞争过程就是人们在竞争中发现知识、完善知识的过程。
阿罗也指出信息不完全造成的不确定性在市场经济中是普遍存在的，比如从价格信息的不完全到商品数量、质量信息的不完全，特别是关于质量的不确定性问题是不可逆的，等等。他还指出了信息的完备性与不确定性的互为相反的关系，“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负度量”。“当存在着不确定性的时候，通常都存在着通过获得信息减少不确定性的可能性。”可见，把内生不确定性与经济系统内的信息不完全相联系，早已是学术界多数人的一种共识。企业替代市场分工，无非是因为市场中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增大，市场运作成本过高而产生。奈特从信息不完全引起系统内生不确定性的正确立论出发，却得岀了错误的企业家职能论。科斯正确地概括岀交易费用的概念，却未进一步深究其与不确定性的内在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