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董少新教授近期在南开大学所做的主题演讲——“历史文献与研究视野：西文明清史文献漫谈”的内容，限于篇幅，分上下篇推出，本文为上篇，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今天借此机会，我主要谈一谈历史文献与研究视野的关系，尝试从研究视野的角度，谈谈西方文献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价值。这些还都是我一些粗浅的想法，有不合适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还请各位老师和同学们批评指正。
史料和视野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是历史学研究中关系密切的两个方面。傅斯年说史学就是史料学。没有史料的历史学是不存在，没有一种历史学可以不用史料。另一方面，我们在史学研究中一直强调要“以小见大”，那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没有大的视野，历史学研究容易碎片化，缺乏问题意识，而成为饾饤之学。没有史料，史学就变成了海市蜃楼；没有视野，史料就变成了一盘散沙。
不同史料的引入会让我们有机会用不同的视野看待同样一个历史事物，并看出不同的面貌和问题，从而加深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史料的拓展不仅能使另一种观察角度成为可能，甚至有可能引起研究范式和潮流的转变。这个在我们历史学当中有很多案例，比如说敦煌经卷的发现、甲骨文的发现等，都引领了新的研究潮流。我希望西文文献的系统发掘和使用，也能引领一次史学潮流的变化。
西文明清文献概览
什么是西文明清史文献？就是指明清时期以欧洲文字书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献。这是我给的定义，也未必准确。
那么它们是怎么样形成的？主要是在16世纪以降西方人来华、西力东渐这样一个背景下形成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启了绕过好望角向东方、横跨大西洋向西方航行的扩张步伐。中国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海外航行的最终目标，他们无论是向东航行也好，还是向西航行也好，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到达中国。年，葡萄牙人已经出现在中国广东沿海；年葡萄牙人派遣了一个官方使节团来到中国；年，耶稣会士沙勿略在中国广东沿海的上川岛上去世；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创立，在年，他们就占领了台湾岛的南部。此后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到中国，来到东亚这个区域，与中国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这些来到东方的人书写了大量的书信、报告、官方文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文文献形成的大致背景。从16世纪开始，越往后到东方的欧洲人也越多，中国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关系也越密切，因此西文明清史文献也就越来越多。
这些文献都是在哪儿书写而成的？最主要当然是在中国写的。还有一个产地是欧洲。产于欧洲的西文明清文献有两个类型，一是来华后返回欧洲的西人，回到欧洲后，他们写下其来华经历或把他们带回的资料整理成书，如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二是未曾来华的欧洲人根据从中国寄到欧洲去的各类与中国有关的信息，编辑或撰写的与中国有关的书籍或报告，我们视其为与中国有关的二手文献，比如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志》、杜赫徳《中华帝国全志》，以及欧洲启蒙思想家有关中国的作品。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产地是亚洲。西方人来到东方以后，在亚洲海域占据了很多港口型城市，包括果阿、马六甲、马尼拉、长崎、巴达维亚等。一方面，这些地方均与中国有贸易往来，另一方面这些地方往往聚集了很多华人，与欧洲人有着复杂的关系，所以在当地的殖民文献当中，就会有很多涉及到中国或中国人的资料。还有一个地方是美洲，主要是因为西班牙人越过大西洋到达美洲，再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前往到马尼拉，再从马尼拉来到台湾或者福建地区，所以中国的消息也有很多是寄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然后在那里有人就会编辑、书写与中国有关的文献，例如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
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年巴黎刊本还有一种“产地”是在船上，当时乘船往来东西方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动辄就是一年或者一年以上的时间。在船上很无聊，那么就根据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些材料撰写一些书籍。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卫匡国《鞑靼战纪》，以及金尼阁在返欧途中翻译的利玛窦《基督教远征中国史》，这本拉丁文著作一经出版，便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兴趣，成为继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之后又一本风靡欧洲的有关中国的书。不难看出这些产地是具有全球性的，这说明当时对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