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市白癜风医院 https://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sfxbdf/在场与及物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周口作家群研究》专栏开设6年纪念
任动
(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周口466001)
摘要:从2014年第1期到2019年第6期,《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的《周口作家群研究》专栏,开设6年共发表研究文章66篇,成为“周口作家群”研究的一个重要平台。从研究内容上来看,有整体研究、比较研究、作家作品研究等。这些文章不仅“在场”,而且“及物”,充分显示出研究者积极介入当下,回应时代的学术品格。而且,中国知网数据库统计显示,《周口作家群研究》专栏发表的多篇文章被其他研究者引用,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进一步深化了“周口作家群”研究。
关键词:《周口师范学院学报》;《周口作家群研究》专栏;在场与及物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9476(2020)01005706
DOI:10.13450/j.cnki.jzknu.2020.01.11
从2014年第1期开始,《周口师范学院学报》(以下简称《学报》)开设《周口作家群研究》专栏,笔者作为该栏目的特邀主持人,负责组稿、审稿等工作,专门刊发关于周口作家作品的研究文章。这对于高校发挥社会服务职能,助推地方文化发展,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打造“周口作家群”特色文化品牌,提升“周口作家群”的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起到了良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2020年第1期起,《周口作家群研究》专栏升级改版,栏目名称定为《周口作家作品与乡土文学研究》。在此背景下,笔者撰写此文,以兹纪念。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一直强调在场与及物。所谓“在场”,指的是研究者逼近文学发生的现场,追踪文坛出现的新作家和新作品;而“及物”强调的是“文本细读”,注重对作品的深度解读。同时,“在场”与“及物”又是紧密联系的,“我们重提文艺批评必须及物,必须回归文艺创作的现场”[1]。“周口作家群”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周口作家群研究》专栏开设6年,发表研究文章66篇,成为“周口作家群”研究的一个重要平台。这些研究文章不仅“在场”,而且“及物”,充分显示出研究者积极介入当下,回应时代的学术品格,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进一步深化了“周口作家群”研究。
一、整体研究
“地域性与当代作家尤其当代文学的文学性的关系和密切关联,是毋庸置疑的。”[2]21世纪以来,中国涌现出很多有影响的地域作家群,“周口作家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地域作家群为当代文坛奉献出的具有独特创作个性的地域文学,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宝库中的重要资源。“顾及地域文学及其互动性研究,更是为了真正把握文学全局,只有全局性文学研究充分了,也才能很好地整合、建构出更为有机、更具分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来。”[3]186顾及地域文学研究是建构更为有机、更具分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基础工作,对地域作家群和地域文学进行整体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周口作家群研究》专栏发表的66篇文章中,对“周口作家群”进行整体研究的文章有5篇①。
整体研究体现了研究者的宏观研究视角,文章整体观照和把握了“周口作家群”的创作、成就以及影响,同时也为进一步在理论上建构“地方文学史”做了积极的努力和铺垫。这些文章首先对“周口作家群”的概念进行厘定,认为“周口作家群顾名思义是与周口有某种关系的作家所共同组成的群体。这里的‘关系’,可以用3个因素来确立,分别是:(1)该作家的籍贯或出生地是否为周口;(2)该作家是否在周口居住过;(3)作品内容是否与周口有某种关系。这3项6个条件共有8种组合形式,也是构成作家群中作家来源的8种可能性。生于周口,居住于周口,作品中所表现的内容又完全是周口的事情,这是最典型的周口作家……这成为概念的一个边界;另一个边界是籍贯或出生地不在周口,又没有在周口居住过,作品内容也与周口无关。这类作家与周口作家群没有任何关系。除去这一极端,周口作家群作家的类型实际上只有7种。从理论与实践的符合论真理观而言,周口作家群以7种可能性构成的概念外延与实际情况基本上是吻合的”[4]。概念的厘清,以及对“周口作家群”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有助于整体上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宏观背景中透视和研究作为中国地域作家群代表的“周口作家群”。研究文章同时肯定了“周口作家群”所取得的突出成绩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新时期异军突起、叫响文坛的‘周口作家群’,已经成为一个亮丽的特色文化品牌和繁荣我国文学事业的一支中坚力量。‘周口作家群’是‘中原作家群’的优秀代表,有一支具有优良传统和创新精神的梯队整齐的作家队伍,取得了突出的创作成绩,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5]亮丽的特色文化品牌“周口作家群”,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显示出独异的风貌和蓬勃的活力,已经成为繁荣我国文学事业的一支中坚力量,其在创作上取得的突出成绩为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个性鲜明的标本和较为丰富的资源。著名评论家何弘说:“当今文学的各种体裁当中,小说无疑是最具影响的一种。对于任何一个地方来说,如果小说创作不景气,这里的文学创作就很难称为繁荣。”[6]“周口作家群”的繁荣发展,首先体现在小说创作逶迤而出,连绵不绝,作家队伍最庞大,创作成绩最突出。而且,“周口作家群”的小说作品具有明显的影视化倾向,很多小说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而得以广泛传播,扩大了“周口作家群”的影响。“周口作家群”小说的影视化倾向,“以及在影视上的成功试验,解决了文学的纯粹性和影视的通俗性之间的矛盾”,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7]。对“周口作家群”进行整体研究的文章,论证了“周口作家群”存在的“合理性”,为继续深入研究“周口作家群”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撑。有学者指出:“在地方文化研究兴起的潮流背景之下,可以预见,有更多的文章会涉及地方文学研究,有更多的学者会具有自觉的地方文化主体意识,会有更多的地方文学史出版面世。”[8]目前对“周口作家群”进行整体研究的文章虽然还较少,但在地方文化研究方兴未艾的背景下,我们有信心看到以后会有更多整体研究“周口作家群”的文章问世。
收稿日期:20190906作者简介:任动(1969-),男,河南周口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地域文学与文化学。①分别是任动的《“周口作家群”:一个亮丽的特色文化品牌》(2014年第1期)、苑青松的《“周口作家群”价值再突破:梦场域的形塑———基于对邵丽、任动等作家行为导向上的认知》(2014年第6期)、张志君的《论周口作家群构建本地域精神家园的可能性》(2018年第1期)、孙菲菲的《周口作家群小说的影视化倾向》(2018年第4期)、刘成勇的《乡土意识整体视野多维观照———评任动专著〈特色文化品牌周口作家群〉》(2019年第3期)。
二、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平行比较研究和影响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强调类比分析,重视审美评价”,而影响比较研究则“注重影响事实的求证”[9]。《学报》的《周口作家群研究》专栏刊发的比较研究文章有4篇①,都属于平行比较研究的范式,即把周口作家的作品和其他作家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类比分析”,从而凸显出周口作家作品的审美价值。这些研究文章中,有周口作家作品与外国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比如把墨白的《来访的陌生人》与美国作家品钦的《拍卖第四十九批》进行平行比较研究,认为二者“都是具有悬疑色彩的长篇小说,谜底都是历史,而且不仅讲述历史的方式相近,历史观也有相通之处”[10]33。作品的历史观即是作者的历史观,墨白和品钦一样,“认同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历史没有绝对的真实,关于历史的言说总是打着言说者的烙印———但反对后现代主义者们由此走向虚无,主张持续地对历史展开追问”[10]36。不同小说文本之间进行对比,“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对它们进行描述、理解和鉴赏”[11]。杨文臣对墨白和品钦作品的对比分析,深化了读者对墨白及其作品的理解和鉴赏,也从侧面透露了墨白作品努力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自觉追求及其走向世界的可能性。也有周口作家作品与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比如把“周口作家群”领军人物刘庆邦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名篇《鞋》,与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凌叔华的小说《绣枕》,放在一起进行对比阅读,发现二者有同有异:相同之处是,“两个文本都是从少女以物传情最终受拒,来暗示女性爱情的坎坷和命运的不幸”,从而“反映了女主人公对爱情、命运的美好憧憬,以及理想破灭之后的无奈、辛酸和迷茫”[12]34;不同的地方在于,“从作者对女性不幸遭遇叙述的情感角度来看,凌叔华显得客观冷静,刘庆邦偏向于主观温情”[12]35。张辉说:“比较本身不是目的,认识生动而具体的文学文本、文学现象,进而正确地面对并进入世界和人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之所在。”[13]赵娣的论文立足于文本细读,对作品的整体把握准确,分析深刻透彻,通过《鞋》和《绣枕》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对文学文本有更加生动而具体的认识,并能够正确面对并进入这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还可以从中看出从现代到当代,中国作家在审美趣味上传承与创新的轨迹。还有周口作家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比如,刘庆邦的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邵丽的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这两部小说虽然题材内容不尽相同,但两位作家不约而同书写了农村人进城尊严遭遇尴尬的故事,讲述了他们的困惑、焦虑与绝望,深刻反映出在当代中国社会作为城市劳动主力的底层民众普遍存在的身份认同危机,从而探寻关乎生命本质与信仰的存在意义”[14]33。这两部作品不仅能够“带给读者想象与思考”,而且“也给整个社会解决这一问题留下无限空间”[14]36。在“周口作家群”中,刘庆邦与邵丽堪称双璧,无疑是两颗最璀璨、最耀眼的明珠,熠熠生辉。他们作为“周口作家群”的两面旗帜,均以小说创作驰誉文坛,是“周口作家群”的标志性存在,为中国新世纪小说的丰富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文学性’是比较文学最本质的规定性。”[15]刘庆邦与邵丽的小说毫无疑问有着突出的“文学性”意义,把他们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使他们作品中“文学性”的本质性特征得以精彩呈现,也更能窥一斑而知全豹,凸显“周口作家群”的整体“文学性”特征。“学术研究非常需要自觉的比较意识,拥有明辨明敏的比较眼光,只有这样才能纵横比较,明察秋毫。”[3]186-187上述文章的作者都有自觉的比较意识,也拥有较为敏锐的比较眼光,文章尽管离“纵横比较,明察秋毫”的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但毋庸置疑都是有感而发的用心之作。
①“周口作家群研究”专栏刊发的4篇比较研究文章分别是:赵娣的《女性命运的憧憬和幻灭———凌叔华〈绣枕〉与刘庆邦〈鞋〉之比较》(2016年第4期)、王越的《彷徨于无地的灵魂———谈刘庆邦〈到城里去〉和邵丽〈明惠的圣诞〉中的身份焦虑》(2017年第1期)、冯庆华的《飞向不同方向的三只鸟———“周口作家三俊鸟”小说合论》(2018年第4期)、杨文臣的《历史从未远离———论墨白的〈来访的陌生人〉与品钦的〈拍卖第四十九批〉》(2019年第1期)。
三、作家作品研究
《周口作家群研究》专栏对“周口作家群”中具体作家作品进行研究的文章最多,有50多篇。对于研究具体作家作品的文章,以下几点需要特别提及。首先,《学报》2014年第4期和2014年第6期,每期3篇两期共6篇文章,集中对邵丽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隆重推介。邵丽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现任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她不仅小说写得好,诗歌创作也很有特色,其作品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等多项国内主流文学大奖,而且被译介到法国、日本、希腊等国家,走向世界。对邵丽这样一位优秀作家的创作进行集中而深入的研究,可以作为一个样本,为中国当代作家研究提供一个典型范例,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学报》刊发的6篇文章相当全面,涉及的研究内容既有邵丽的小说,也有诗歌;既有对邵丽创作的整体观照,也有对邵丽代表作品的文本细读,还有关于邵丽创作的影响研究。文章认为,邵丽的小说,“多数源于个人经验,倾注了大量的女性情感,因而作品带有明显的女性化色彩。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或者从农村走向城市之后,却湮没在城市化的迷雾里;或者在婚姻的围墙里,迷失了情感的方向;或者依仗高素质的文化修养,却行走在与生活相背离的轨道”[16]。邵丽的诗歌,“诗句、意象有许多来自古诗词,带有很浓重的传统意味”。邵丽诗歌以书写爱情见长,“她对爱情的书写是中国式的,在爱情世界里,她扮演多重角色,既有爱的坚定、至死不渝,亦有爱的软弱、患得患失与迎合乞求,体现出一种传统女性的依附性人格”[17]。邵丽创作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区域作家群的劳动就是对乡土母性的直接体验和本真抒写。邵丽女士无疑在做着这样的筑造,她的筑造形塑着周口文化场,同时,不断形塑着的周口文化场,母性十足地为千千万万的个体在塑形”[18],彰显了邵丽在新世纪语境下试图构建独立美学追求的创新精神和自觉意识。其次,《学报》2017年第4期、2017年第6期、2019年第6期,分别对阿慧、邵远庆、邵丽集中研究和推介。与以往不同的是,这3期进行了新的尝试,每期刊发3篇文章,包括1篇作家的创作谈,1篇研究者对作家的访谈,1篇研究论文。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一直把“知人论世”作为作家作品研究的价值标准。“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作为我国传统文论中关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是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孟子最早提出的。所谓“知人”,就是要对作家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所谓“论世”,则是要结合作品的时代背景来解读,只有做到“知人论世”,研究者才能写出真正高质量的作家作品论。《学报》刊发作家的创作谈和研究者对作家的访谈,有助于对作家的深入了解,从而深化对“周口作家群”的研究。比如,周口西华县奉母镇一个普通的村庄———前邵村,竟然出了邵丽、邵超、邵远庆等3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很值得研究。“因为地多,家乡人在经济收入方面仍以传统农作物为主,很少有人举家外出打工,也基本不存在农村当前惯有的‘空巢’现象。”[19]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前邵村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决定了邵远庆等和其他周口作家创作的不同。再次,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涉及面相当广,关涉“周口作家群”的20余名作家,而且不厚名家,不薄新人。既对成名已久的文坛名家,如刘庆邦、邵丽、孙方友、墨白、柳岸、宋志军、张新安等进行了客观全面的深度研究,也对在当代文坛初露峥嵘的文学新锐,如霍楠囡、红鸟、飞鸟、孙全鹏、晴月等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