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前期很少有边境军乱的情况发生，后来到了嘉靖年间九边多处发生变乱，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首先开始的是以张的祥为首的大同军人，他们因为粮饷供应不足的事情发起变乱，这次人数比较少，也就没有被重视。
后来分别在三年、十二年再次发生两起比较大规模的闹事、军乱，这才引得朝廷派兵镇压。虽然很快得到平息，但是因为军乱导致的社会问题和经济损失也让明朝廷吃亏。而且这样的军乱破坏性很强，对于边境地区的管理带来很大影响。
大同镇的地理位置和军事驻防系统说明其在军事领域的重要性，军堡修筑面积空前，是嘉靖时期战略要地
大同镇一直以来都是朝廷重点关照的对象，它处于北部边防地带，对于防御北方敌人入侵有着重要意义。明洪武二年攻下了大同之后，明朝政府更是在此地积极设置防御系统和修筑军堡，把大同变成重要的军事领地。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大同位于大同盆地，四周都是连绵的山脉和高原。正好处于中间山川地带，在这样的地理位置下，非常适合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地势平坦，在西北边境地区是块难得的宝地。
那些围绕在大同镇的山川峡谷更是各个险要，成为当地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交流的必经之地。对于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有很大的意义，影响着明朝廷在边境地区的统治和发展。
在明朝初年，北方边境地区长期受蒙古军队的侵扰，他们被击退在高原之后仍然不死心，多次向南边骚扰。所以明朝非常重视北方的军事部署，而刚收入不久的大同就是北方九边防御系统中最重要、也是最早的一环。九边重镇本身就是明朝为了抵御外族入侵安排的强大防御体系，而大同又是中间最重要的一部分，可想而知，明朝政府在此地费劲了心思。
在《皇明九边考》里就有这么一段话记载着大同的特殊之处：
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镇守皆武职大臣，提督皆文职大臣……。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大同是最早建立起来的军事防御基地，在大同镇守的都是最好的武职人员和文职官员。这足以体现其不一般的历史地位。
大同作为重要的军镇，自然要有一般军镇都有的基础设备，这就不用多赘述。除了分封藩王镇戍在此之外，还要在军事体制上实行卫所制度，另外安排积极修建大边、二边以及军堡等军事场所，随着时代发展变化，大同的军事重镇地位从未撼动，北方防御也不受时间变化的影响，在五个军堡修建完成之后，对于大同镇的军事防御更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九边安排的镇守官员大多是朝中重臣，除了总兵和巡抚，驻扎在大同镇的还有宣大山西三镇总督，总督是九边防御军镇中最高的文职官员，军事权力非常大。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有这样记载：
总督主征集官兵，指受方略；巡抚主督理军务，措置粮饷；总兵主设法教练，身亲战阵。
这样合理严密的分工让所有大臣在大同镇各司其职，这也是大同防御系统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明朝不断修筑军堡，在前期破败的基础上于大同镇内部重新翻新建造，到了嘉靖三年，张文锦因为修筑军堡的事情激起了军乱，在这场军乱中五个军堡都被废弃，大同防御体系一时间陷入低谷。
明朝政局变动对边境地区影响较大，北部边防政治败坏是大同官兵发起军变的主要原因，军事重镇地位逐渐下滑
从表面上看，这几次大规模的军乱都是由于修筑军堡导致的，可实际上这只是军乱的导火线，军乱的真正原因还要从当时明朝廷的政治局面细说。当时政局动荡，朝廷中奸臣占据重要地位，这样混乱的朝政背景下，北方边境地区更是受到牵连。
嘉靖皇帝继承大统之后一直在着手修补前朝的烂摊子，整治吏治虽然是件好事，但是那些前朝被重用的奸臣必然会掀起血雨。好在嘉靖皇帝坚持整改，好不容易有了成效却又因为大礼议事件不得不中断。
被中断的吏治不仅没有再次整改，甚至朝着更远的方向发展下去，那些趁机作乱的官员正好得势，逐渐开展了排除异己、迎合皇权的措施。朝廷的权力再次旁落势必影响到大同镇之类比较重要的军镇，首先在官员的任用上就不会像之前那样把重要的、有能力的官员派遣过来。那些有能力在皇帝面前发表言论的都不会大公无私举荐贤人。
比如为首的张姓官员举荐自己的亲信刘源清去当宣大总制，让他去平叛军乱。刘源清坚持亲信的主张，强势的处置方式让边境地区不仅没有得到平息甚至火上浇油。一时间朝廷混乱无比，代王请求派遣大臣绥靖安抚，但是礼部尚书又认为应该派大臣赈抚，还要趁机把那些滥用权力的大臣拉下水。礼部尚书的建议得到认可，皇帝派遣不赞成武力镇压的大臣前往。那些有奸邪之念的宦官这时终于不占上风。
在经济方面，粮饷供应不足也的确是引起兵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北边沿线居住百姓很少，所以粮食没有办法自己供应，价格昂贵的粮草军队支付不起，自然会导致储存不够、社会经济萧条的情况，政局败坏让边境军士生存非常艰辛，更不用说每天还要进行严格的训练、驻守边境了。
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缺失，军士们各个士气低靡，军心涣散。镇守边境的官员大多贪腐无度，没有上战场的勇气，而军士们也因为粮草不足不敢出战，军队遇到敌人就畏畏缩缩，以致后来兵力不振。大同镇边军的堕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迅速下滑的军事地位实在让人震惊。军士们厌战弃战，那些修筑好的堡垒全都丢失了，这也进一步恶化了军士们的生存环境。
引起大同镇萧条其实还有一个外部原因，那时候大同镇军队和蒙古之间的对抗长年累积，蒙古各部落是不是南下侵扰，让人头疼。根据统计，大同镇受到的侵扰前后有60次之多，这样频繁的出兵也让军士们叫苦不迭。在外部压力的堆积之下，将士们和统领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这才最终导致两起大规模军乱的发生。
两场军乱对于明朝统治十分不利，明政府在平息两次军乱之后政治经济也受到巨大影响，对于大同军乱的善后工作非常重视
嘉靖皇帝对于参与军乱的战士还是采取安抚的措施，后来因为受到奸臣的建议，措施越来越粗暴，最后直接以镇压围剿的形式展开。在嘉靖十二年的第二次军乱之中，兵部尚书王宪和大同巡抚都御史等人主张围剿和安抚并重，这才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强力镇压会劳民伤财，实在不可取。
大同军乱的善后事宜处理的较为妥当，首先要稳定民众的情绪，安抚那些因为军饷不足而无奈起兵的军士，这样的安抚有效的缓解了边境军士与朝廷的矛盾，紧张气氛逐渐松懈下来。在经济赈济的同时朝廷还力主在大同逐渐恢复社会风气，并进行重铸堡垒的计划。那些在军乱中趁火打劫或者污言秽语随意进言的奸臣被强力打压，一些小喽啰也被安排将功补过。
嘉靖十二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新的动乱，这可以说明朝廷通过这两次教训已经有了自己处理边境事务的想法，不会随意听信小人谗言。当然，这也和被安排去善后的大臣脱不了关系，在平定军乱之后朝廷给予丰厚的奖赏，这也是稳定军心的一个举措。
总的来说，这两场军乱的发生和奸臣在朝有着密切联系，边境地区的发展变化和朝廷政局息息相关，如果不是及时平息这次军乱，很可能朝廷就会因此痛失一个军事重镇，嘉靖年间的两场军乱给明朝廷带来经济和军事上的损失，通过这样的历史教训也让历代皇帝懂得亲贤臣、远小人的道理。
大同镇从刚开始九边的重要军镇突然变成军事混乱的北方乱镇，也说明一个国家的发展变化速度之快，一个人的决定往往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格局，边境地区的防御不管是什么时候都万万不能松懈。重新部署后的大同镇依然坚守在明朝廷的北方，为其阻挡北边敌人的入侵。
参考文献：
《全边略记》
《明史》
《云中纪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