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哪治疗白癜风好 https://disease.39.net/yldt/bjzkbdfyy/郭沫若在契诃夫逝世40周年时，发表纪念文说：
“鲁迅的作品与作风和契诃夫的极相类似，简直可以说是孪生兄弟。假使契诃夫的作品是人类无声的悲哀的音乐，鲁迅的作品至少可以说是中国的无声的悲哀的音乐。”
契诃夫与鲁迅都是举世公认的短篇小说大师，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这对“孪生兄弟”，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碰撞出了耀眼的火花。
01底层人民的典型形象塑造
契诃夫与鲁迅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底层人民的典型形象。
他们再现了这类群体的不幸和软弱、悲惨生活，在自己的作品中一方面对这些小人物的命运表示深切同情，另一方面也暴露他们身上的弱点。
契诃夫的《苦恼》和鲁迅的《祝福》即是代表。
在《苦恼》里，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头姚纳，长年累月地赶马车，在寒风刺骨的大雪天，他为了生活还得招揽雇客乘车，这是多么的苦啊！然而，又有谁知道：
“在这么一个渺小的驱壳里，蕴藏在他内心的无边无际的苦恼呢！”
他多么想向别人倾诉一下自己的苦恼，见人就诉说：
“这个星期我……嗯……我的儿子死了。”“老爷，我的……嗯……我的儿子在这个星期死了。”
他诉说的目的，是希望能得到一点儿对方的同情和安慰。可是，在冷酷的现实而前，得到的却是嘲笑和辱骂。
他满腔的痛苦无处诉，最后只有向他的母马尽情地诉说死掉儿子的痛苦。作者用一种压抑的感情，揭示出这个社会漠视“下层社会的不幸”是何等的沉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无情。
同样的，鲁迅《祝福》里的祥林嫂的遭遇比姚纳更加曲折和不幸。当她向周围的人诉说自己唯一的儿子死去的经过时，她总是说：
“我真傻，真的。”“唉唉，我真傻。”
最初，人们对她这种感叹还有几分同情，以后就讥笑她，讨厌她，甚至拿她开心取乐。
就连柳妈这样帮短工的劳动妇女也用夫权思想和迷信观念去打击她。
祥林嫂的苦恼与姚纳的苦恼一样，没有地方可以诉说，也得不到任何一个人的同情。
这两篇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劳动者，他们都死去了自己唯一的儿子，这本来是悲惨的了。
然而，他们在自私自利的社会里，得不到任何一点同情和安慰；相反的他们遭受到的却是嘲笑、讥讽，甚至辱骂……
对于这两个人物，作者都是怀着深切的同情和沉重的感情来叙述他们的悲惨遭遇。同时，又以满腔的怒火控诉了这个冷漠无情的世界。
在作者笔下，姚纳与祥林嫂都反复地说着：
“我的儿子死啦”，“这个星期我……嗯……我的儿子死了！”“我真傻，真的”，“唉唉，我真傻。”
这些重复的细节并不显得丝毫的多余和啰嗦。相反，这些细节和意境的重复过程，正是使作品思想深化的过程。
如果说，姚纳和祥林嫂之间还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姚纳在如此冷漠的世界里，还没有完全磨灭人类最高贵的感情。
他没有麻木，他心中的美和力量，也就是他的苦恼，如果“滚滚地流出来的话”，“会淹没全世界”，而这，也正是人类的真正的感情。
而祥林嫂则不同，她经受了长期的反复摧残，她的痛苦比姚纳深重得多，不仅肉体上，尤其是精神上的痛苦比之姚纳更为深重。
所以她想尽办法要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赎罪。
然而，精神上的痛苦还是把她压得直不起腰来，以至最后在风雪交加中倒下去了。
另外，对于农民们的愚昧无知、野蛮偏见和迷信等等实际情形的真实分析，使得这两位作家的创作是如此相似，对于人民深刻的真挚的爱，使得他们对那些妨碍人民意识发展的东西，进行了严峻而辛辣的评判。
契诃夫在小说《农民》中这样评论农民：
“他们境遇的全部悲剧是：没有功夫思索、没有功夫考虑自己的这种处境，因为饥俄、寒冷、生活的恐惧、沉重的劳动，好像雪崩一样，堵塞了他们的全部内心活动，那种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应有的内心活动。”
在《阿Q正传》中，可以看到鲁迅对于中国农民的社会处境和精神状况的同样评述。
鲁迅在那些作品里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村贫困化的过程，农民遭受的达于极点的压迫和剥削。
在阿Q形象中鲁迅揭示出封建制度的压迫，把人变成了顺从的被屠宰的生物，在这轴画卷中阿Q这个形象是当时中国社会可怜的广大阶层的痈疽的缩影。
但是，阿Q同时又是最贫穷的农民的典型代表，阿Q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出身地，他只记得他一辈子都替人家干活，他不得不随处吃、住。
他经常是别人嘲笑和无休止地剥削的对象，然而他竟和周围的人一样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嘲笑和剥削。
02寄生阶级掀起的“风波”
契诃夫和鲁迅笔下的剥削寄生阶级，不是贪婪成性，就是灵魂卑污；不是专横暴决，就是庸俗无聊……
这并不是他们的什么偏见，而是当时社会的客观存在，是忠于现实的反映。
这两位大师在描写上流社会的堕落中，都曾以《风波》为题，写了各自的短篇小说。
契诃夫的《风波》是写一个年轻的姑娘巴甫烈茨卡雅在贵族地主塞尔盖伊奇家里作家庭教师。
由于塞尔盖伊奇偷了妻子价值两千卢布的胸针。于是，这个专横的女地主闹得全家鸡犬不宁。
她先怀疑大小奴仆，以后又怀疑家庭教师玛宪卡。当玛宪卡不在家的时候，女地主翻箱倒匣搜遍她寝室。
玛宪卡回来时，发现自己的屋子乱成一团，不知何故，问女仆丽莎是怎么一回事?丽莎说：
“他们把每个人都搜遍了，小姐，我的东西他们也统统搜过……他们把我们脱得精光，搜我们……”
玛宪卡受不了这种侮辱，十分气愤地离开了这个家庭。
女地主搜查了她的寝室，她对这奇耻大辱无论如何是不能原谅的，恨不得
“给那冷酷、傲慢、愚蠢、有福的女人一个耳光才好！”，“她再也不在这所房子里多待一个钟头”
尽管她明知辞掉这个差使是可怕的，因为她的父母一贫如洗，但她绝不愿受这种屈辱。
后来地主尼古拉坦白出胸针就是他偷了的，因为他的妻子把他管得太紧了，他没有钱花。
而且在他看来“这没有甚么可奇怪的”，这是“平平常常的事情！”。
的确，在贵族地主眼里偷盗是平平常常的事情，没什么可奇怪的，然而，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大动肝火，嫁祸于他人呢？
契诃夫这样寥寥几笔，将贵族地主一家的丑态和肮脏的行径揭露无遗。
当玛宪卡听了尼古拉的坦白之后：
“她在这儿就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而且不明白从前怎么会在这个家庭里住下来的。”
契诃夫以无限钦佩的心情，描写了这个不畏任何艰难困苦，保持人的尊严的女性，
作者通过玛宪卡这一形象，歌颂了普通人生活中蕴藏着的多么丰富的美，这正与无耻的贵族地主尼古拉夫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鲁迅的《风波》与契诃夫的《风波》一样，也是围绕着一个家庭的矛盾而展开的。
九斤老太的儿子七斤在江南的一个小镇上撑船，辛亥革命时，革命党剪掉了他的辫子。
这件事，对七斤来说，本无所谓。然而，在张勋复辟的短暂期间，辫子是封建王朝的象征，没有辫子，当然就是革命党，就是反抗朝庭，就得杀头。
因此，这场“风波”的矛盾冲突集中在一条辫子上。
在反革命复辟的浪潮中、代表封建复辟势力的赵七爷，对七斤进行恐吓，七斤一家惶惶不安，七斤嫂以为丈夫大难临头，对丈夫不胜担忧。
可是，“过了十多日”，张勋的复辟彻底破产了，七斤一家遭受的一场虚惊总算过去。
这时赵七爷又像一条冻僵了的蛇一样蜷缩起来，但他并没有剪掉辫子，还想等待时机，而农民的落后状况也没有因复辟的“风波”而有所觉醒。
两篇《风波》虽在主题和题材上各不相同，但真正的相同之处在于：
“风波”的制造者不是劳动人民，而是剥削寄生阶级。劳动人民是无力掀起“风波”的，也不会去掀起“风波”。只有那些封建贵族才会兴风作浪，对劳动人民进行人身的侮辱和迫害。
03知识分子的失败命运
作为有崇高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契诃夫和鲁迅面对转型期的时代巨变，不约而同地将眼光投向知识分子这一群体。
契诃夫笔下的知识分子有如下几类:因循守旧、顽固专横、维护旧制度、反对新事物的反动知识分子，如《套中人》里的别里科夫；庸俗、浅薄、虚伪、无聊的知识分子，如《姚尼奇》里的斯达尔采夫、伊凡内奇《文学教师》里的尼基丁等。
还有因觉醒而遭受迫害或在苦闷彷徨中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如《第六病室》格罗莫夫、《神经错乱》里的瓦西里耶夫、斯杰潘内奇等。
鲁迅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更加丰富多样，其中有《阿Ｑ正传》里反革命投机分子假洋鬼子、《肥皂》里封建余孽四铭；有市侩《高老夫子》里的高尔础；有受封建文化毒害和封建社会摧残而泯灭自我的孔乙己。
当然，鲁迅写得最多的还是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或因觉醒而英勇战斗、或因觉醒而苦闷彷徨以致于沉沦。
如《药》里的夏瑜、《狂人日记》里的狂人、《孤独者》的魏连殳、《伤逝》里的涓生和子君等。
两位作家笔下的几类人物虽然生活于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职业、经历、年龄等方面也各不相同，却有很诸多相同之处。
首先，这些人物处于社会的中下层。
比如斯达尔采夫是一个外省的普通医生，开始的时候连马车都没有，要步行9俄里去城里买东西。
伊凡内奇开始是一个税务署里的“畏畏缩缩的可怜的”小职员，生活异常节俭，“穿的象叫花子”这两个人物是后来才富裕起来的。
格罗莫夫更可怜，他自从父亲去世以后，就生活在饥寒交迫中。并且因此退了学；瓦西里耶夫是一个穷学生，尼基丁是一个中学教师。
“套中人”别里科夫也是中学教师，比尼基丁有地位，尽管“就连校长也怕他”。“全城都受他控制”，可是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富人或大知识分子。
同样的，鲁迅笔下的四铭是知识分子中的封建余孽，虽非巨绅富贾，但看样子家里还有几个钱，高尔础似乎也不穷，但肯到中学教书，可以断定并不十分富有。
吕纬甫每月挣二十元，刚刚能维持自己和母亲的生活。
魏连殳开始也是教员，失业之后生活就成了大问题。
方玄绰是教员，同时也是小职员，几个月没领到薪水，孩子的学费就交不上了。
而子君和涓生的贫穷，则是他们分手的重要原因。
狂人家里似乎比较富裕，夏瑜却是穷得分文没有，以致于被红眼睛阿义打了两个嘴巴。
这些中下层知识分子虽思想不同，性格各异，但他们都走向了共同的命运——失败。
格罗莫夫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经历了一系列不幸，逐渐觉醒，他总是说：
“社会缺乏高尚的趣味，大家过着黯淡无光、毫无意义的生活，坏蛋吃得饱，穿得好，老实人却忍饥挨冻。”
他读了许多书，看问题比别人深刻，这使得他与社会越来越格格不入，最后被送进第六病室。
拉京医生既正直善良，又软弱冷漠，本来可以和黑暗社会相安无事，但他遇见格罗莫夫，谈了几次话，开始钦佩格罗莫夫的见解，于是也被当作精神病人被投进了第六病室，这就是觉醒的结果。
瓦西里耶夫极端痛恨罪恶、残酷的卖淫制度，并且对人们所采取的冷漠、平静的态度感到震惊，但终于无可奈何，只好用吗啡来镇静和麻醉他那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别里科夫之流虽然以沙皇政府作后盾，人们见了他都害怕，但其人生同样是失败的，一生束缚在无形的套子里，每天惶惶不可终日，可憎可恶又可悲可怜。
鲁迅笔下的狂人，对中国的封建社会有着极为清醒透彻的认识，把几千年来封建统治的历史概括为两个字“吃人”，可谓真知灼见。
但结果呢？他最终被关了起来，“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
夏瑜在这些人中要算最彻底的革命者了，他不但有革命的思想，而且亲身参加推翻清王朝的斗争，最后被杀了头。
对于革命者来说，杀头不一定是失败，夏瑜的失败在于他的死并没有使他为之奋斗的人们觉醒，甚至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同情和理解。
至于子君和涓生，在社会压力下不得不分离，子君在分离之后默默地死去，那无疑是悲惨的失败。
可见，在契诃夫和鲁迅的时代，封建势力的黑暗和残酷，社会因袭力量的强大，改造腐朽社会、推动停滞生活的艰难，尤其是改变民众头脑中传统观念即所谓“唤起民众”的极端不易。
在这种情况下，觉醒的知识分子势单力薄，只能归于悲壮的失败。
另外，契诃夫和鲁迅的短篇小说,都以简洁凝炼著称。
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仅仅一千多字,从描绘一个小官吏的唾沫星子飞溅到将军的秃顶上开始,最后以小官吏被吓死结束。
如果不是高度的提炼,抓住小官吏的奴性心理进行概括,是根本无法塑造出这样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的。
鲁迅也主张简洁，他说：
“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就宁可什么陪衬也没有。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他在《一件小事》中，寥寥几语便写出了劳动人民的正直无私、勇于承担责任,人力车夫自尊心觉醒的重大主题。
这种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利用部分反映全貌的手法,如果对社会、对人生缺乏深刻的解剖,无论如何是难以达到的。
我们在读契诃夫和鲁迅的作品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没有过多的形容词和修饰语,表面上看起来很简朴、平淡,实际含蕴深厚,感情真挚,极富艺术魅力。
令人遗憾的是，两位文学巨匠都同样早早地死于肺病：年，契诃夫44岁时与世长辞；32年后，鲁迅一生止步于56岁。
这两位作为研究过近代医学的作家，医学的镇定了他们的愤怒，他们对于各自民族病态和症结的剖检，犀利而仔细，蕴含着一种沉默深厚的同情。
参考文献：鲁迅：《鲁迅全集》[Ｍ].人民文学出版社，.郑克鲁：《外国文学史》[Ｍ].高等教育出版社，.契诃夫：《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Ｍ].上海译文出版社，.转引郭沫若：《契诃夫在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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