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中国文化的罗明坚 [复制链接]

本文转自：今晚报

　　
　　罗明坚原名MicheleRuggieri，年生于意大利，获民法和教会法双料博士，供职于那不勒斯的菲利普二世宫廷。年7月，罗明坚到达澳门，开始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三年后，他便可以用汉语写作了。

　　罗明坚在中国住居9年，之所以在晚明时期得以进入中国内地长期居住，当然与其娴熟的中文能力有关；同时，他没有文化偏见，待人处事能将西方宗教的道德自律与中国士大夫推崇的道德节操相结合，因而能被当时的官员和士人普遍接纳。年，他随葡商进入广州城，并很快获得广州海道的信任，认为他“是一个有中国文学修养的神父及老师”，允许他上岸过夜。罗明坚后来又多次进入广州、肇庆，与两广总督陈瑞、郭应聘、肇庆知府王泮等中国地方官吏再三沟通，最终于年定居肇庆，建成中国内地第一个传教所。罗明坚在中国期间，还到过浙江、广西……

　　要写一个几百年前的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史料搜集很不容易；但《消失的铺路人》把罗明坚这个历史人物写得有血有肉，全书娓娓道来，把罗明坚及其他一些传教士的点点滴滴勾勒出来，让人读来一点也不枯燥，且饶有兴味。之所以好读，归功于作者书末所开列的长长的《主要参考文献》，由此可看出作者所下的功夫。

　　作者认为，历史就是讲故事。这“讲故事”就得有相当的功夫，博览典籍，融会贯通，俯瞰或微观，了然于胸……因为历史和历史人物毕竟不是小说，不可靠想象来塑造，而是靠扎实的材料来支撑，如《万历十五年》中的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等，都有血有肉。罗明坚当然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人，他有学习汉语的天赋，能说能写，与当地官民沟通融洽，办事利落。范礼安曾在其《圣方济各·沙勿略传》中说，“自负的中国的官吏根本不屑也不愿同外国人有任何交往，他们对一切其他国家都极为藐视，因而外国人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进入中国”。但罗明坚却以西方的“小玩意儿”当敲门砖，与官府接洽顺畅，官员对他普遍都有好感。他与两广总督陈瑞有很好的沟通。在他病重期间，教会负责人范礼安只得安排本涅拉代他去肇庆总督府送礼，陈瑞问及罗明坚怎么没来，随后吩咐手下致书罗明坚，嘱罗康复后速来肇庆见他。这也是准许他们在肇庆传教定居的前奏吧。但后来去肇庆，范礼安却派初来乍到、中国话一点不懂的巴范济和他一起成行，并让罗明坚做巴范济的助手。肇庆传教团的内外事务主要由罗明坚主持，对此罗明坚心里会怎样想？就在罗明坚信心满满，谋划如何去北京“觐见”万历皇帝时，范礼安却又给他下了一道指令，派他去罗马见耶稣会总会长，随后范礼安又私信致耶稣会、教皇等，叫他们不要把罗明坚派回中国，因为“这个差会，老者，疲者不宜”，中文发音又不好……其实，那时罗明坚才45岁，中文远比他们要流利得多！

　　年5月，罗明坚在其家乡病故，享年64岁。他想“觐见”中国皇帝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他作为一个传教士在中国创造了多个第一：即第一个进入中国可长期住居的传教士，创办了供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第一所学校，编写了第一部汉外词典《葡汉词典》……然而，在以往的汉语叙述里，我们却很少见到罗明坚的身影，大都被一个叫利玛窦的高大身影给遮住了。性格决定命运。罗明坚为人低调，不张扬，不邀功抢功；他温厚，和善，诚实，能忍受一般人难以忍受的各种困厄，也能忍受同仁的嫉妒和嘲讽。对待不公，他一般都不会有过激反应；碰到不顺心如意的事，他不会计较，也不会诡计多端。他光明磊落，坦诚相待，做自己的事，坚持做好自己……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许是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把仁义二字看得格外重要。

　　在现有典籍中，没有发现罗明坚有何缺陷，他分明是被排挤离开中国的。罗明坚不会讨好卖乖，在上司面前应该是属于那种“不会来事”的主儿，无论古今，其悲剧命运的底色就注定了。他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的著作，但多被别人压着不让印行，直到他郁郁而终也未能面世。

　　罗明坚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是有贡献的。他是第一个把儒家经典《三字经》和《四书》译成西方文字的人，并且编绘了西方的第一本“中国地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