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献征录》征引文献考
展龙
摘要:《献征录》是明代焦竑编纂的一部记载本朝人物的传记史书,史料价值颇高。全书以求备、求真为原则,通过照录、并载、补裁等方法,广泛征引文集、实录、传记、野史笔记、方志等各类文献,在史料上表现出博洽、珍贵、慎核等难能可贵的史料特征。
关键词:焦竑；《献征录》；文献
焦竑(—),字弱侯,号澹园。江苏江宁(今南京市)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官翰林院修撰。焦竑长涉艺文,居今识古,覃思著述,所撰诸书遍及四部,又兼涉金石、文字、音韵等诸多领域,可谓广博。最能代表焦竑史学成就的当属《献征录》。《献征录》,又名《国朝献征录》、《国史献征录》、《国史文献征录》,凡卷,被誉为明代“最杰出的”传记之一,“足当明代传记之冠”。《献征录》始编于万历二十二年()焦竑参修本朝正史期间,二十五年,修史中断,但《献征录》却大体成型。此后,焦竑因故归田,继续整理编纂,遂于万历四十四年()最终成书,并于当年付梓。全书所载人物起自元至正末年迄于明万历末年,据笔者初步统计,计人,数量之多,史无前例。由于书中博采群籍,且多为原始资料,从而保证了全书史料的丰富性和真实性。故此书在明史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此书在征引各类文献时,“于引据之书,或注或不注”,为参考者带来诸多不便。本文试对《献征录》征引文献的范围、方法及原则予以考察。
1《献征录》文献征引范围
焦竑认为:“古之良史,多资故典会稡成书,未有无因而作者。”所以,他著书立说,擅长兼采群集。如所著《焦氏类林》就是“搜百代之菁华,掇群书之芳润”;《玉堂丛语》也是裒集“金匮石室典册高文”,“稗官野史之余论”。但真正做到广征博引者当属《献征录》,其中内容除少数出自焦竑之手外,绝大多数是引自他处。书中所引文献有“累朝训录、方国纪志,与家乘野史”,有“禁中之副,名山之藏,通都大邑之传”,也有“海内碑、铭、志、状表、传”及“齐谐小说”。但各类文献的征引数量不尽相同。兹结合明代的史料状况,条分缕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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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引自明人文集中的碑传文字
利用碑传文字记载和评论本朝人物是宋明史家的特色之一。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李焘《续通鉴长编》就采用了不少碑传文字。朱熹的《宋八朝名臣言行录》也是他读“近代文集及纪事之书”时,“掇取其要,聚为此录”。而杜大珪的《宋名臣碑传琬琰集》则几乎全部是依据神道碑、墓志铭、行状辑录而成。至明,碑传铭文同样为史家所青睐,如彭韶《国朝名臣录赞》在记述人物时，“列其志铭状传等于后，以符大儒先生之意”。徐纮《皇明名臣琬琰录》“遍访之诸名臣后，或士大夫藏书家，得一碑一铭，一状一传，辄手抄錄”。甚至《明实录》在“作臣工本传时，也采墓志行状”。这中间，《献征录》作为碑传资料的“大成之作”,可为显例。
《献征录》中所引文献以明人文集中的各类碑传文字为最多。初步统计《献征录》共收人物个，而引自碑传文字者就有近处。其中属于“碑文”者，共计处，如下表所示：
另外，属于“传”文者，也有余处。如《修撰徐公旭传》出自梁潜《泊庵集》卷十二，《罗伦传》出自陈献章《陈伯沙集》卷四，《吏部尚书倪文毅公岳传》出自吴宽《家藏集》卷五十九，《夏忠靖公原吉传》出自丘浚《重编琼台稿》卷二十，凡此等等。
据笔者考订，《献征录》共征引明人文集近种，部分今天尚能见到，其中《四库全书》收录90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录种、《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录13种，另《续修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初编也收有数种。遗憾的是，焦竑在征引此类文献时多只注明作者，而未注明集名。如释道类中的《周尊师玄真小传》，焦竑注明作者为宋濂，但未注明出自宋濂《銮坡后集》卷三。再如户部类中《资*大夫南京户部尚书致仕梁公璟神道碑》，焦竑也只注明作者为李东阳，未注明出自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七八。此类情况约占所引文集的绝大多数。而注明集名者，只有王世贞《弇州别集》22处、耿定向《耿恭简集》3处、万表《约艾集》1处、唐龙《渔石集》1处、蔡清《虚斋集》1处、《东桥先生集》1处、《正气集》1处、《守学志集》1处。
当然，《献征录》所引碑传文字并非全部引自文集，也有少数是迻自明人撰写的一些单篇碑传文字，而这些作者或本无文集，或有文集而后世散佚不存。所以，对于此类文字我们最多只知作者，而难知其确切出处。《献征录》能够保存此类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1.2引自明代列朝《实录》
明代前期，《实录》藏之金匮石室，最为秘密，严禁私人传抄。嘉靖以后，因私人传抄，《实录》始流人民间。至万历中叶，已“遍及台省”，“家藏户守”。《实录》的广泛流布，无疑推动了私家修史的发展。焦竑在编纂《献征录》时，也大量征引了本朝《实录》。笔者通过比较《实录》与《献征录》所收人物传记，结果发现，《献征录》引自《实录》的人物传记共有处，其中注明引自《实录》者有处，包括有9处题引《国史实录》，书名不同，实即《实录》；未注明出处者有处。很明显，这个数量不及引自碑传文字的多，但部分学者却认为《献征录》所引文献以《实录》为主。如日本学者山根幸夫就说：“（《献征录》）使用的史料以《实录》为主，范围甚广，并尽可能地引用原文。”这种推断上的疏略，盖是因为《献征录》征引文献多不注明出处所致。
具体而言，《献征录》征引本朝《实录》包括明太祖至穆宗的9朝《实录》，但因各朝《实录》记载人物详略迥异，所以焦竑征引《实录》的传记数量也不尽相同。具体数量，如下表所列：
从中可知，武宗在位仅16年，其《实录》也只有卷，但《献征录》却征引最多；其次《明宪宗实录》和《明孝宗实录》卷数也不算最多。但《献征录》却征引较多。反之，太祖、英宗、世宗无论从在位年数看，还是从《实录》卷数看，数量都较为可观，而《献征录》征引其中传记却相对较少，尤其是《明世宗实录》，其卷数之多，世宗在位年数之长，皆居首位，而《献征录》所引传记数量仅41处，相对较少。为何会有这种差别呢？笔者认为，这主要取决于《实录》本身记载人物传记的详备程度。总体上，《明实录》所载人物传记多较简单，但详略有别。相对而言，《明宪宗实录》、《明孝宗实录》、《明武宗实录》所载较为详备，多数传记描绘了传主一生的基本轨迹，所以《献征录》中所引《实录》中的人物传记也大体集中在这一部分。而《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所载传记则较为简单，多数仅指出“某某卒”或“赐某某祭葬”而已，甚至对部分三品以上的高官大员也未做详备记载，故《献征录》对其征引较少。另外，《明仁宗实录》因仁宗在位不及一年，其中所载人物传记数量极少，《献征录》也就难以征引了。
1.3引自明代人物传记
《明史·艺文志》著录明人各类传记凡种，其中记本朝人物者56种，所占数量虽然不多，却多有内容丰富、规模宏大、资料性强，且以通代和全国性的类传为主的特点。这与宋代以前的区域性、个体性等小型人物传记不同。
焦竑自幼“好览观国朝名公卿事迹”,对本朝传记史书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