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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丨从ldquo诗教rdquo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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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安静

摘要

《诗经》是一个融汇礼乐文化的综合文本,诗教的实际操作贯穿了人对艺术语言符号的认知过程。这是诗教进行艺术符号学阐释的合理性依据。诗教的实现手段是艺术,艺术在中国美学体系中获得了本体性地位。这是对诗教进行艺术符号学阐释的哲学意蕴。诗教追求的尽善尽美的艺术理想,使艺术批评不能离开善与美的维度。这是对诗教进行艺术符号学阐释的实践要求。诗教的最终目标是使人成为“仁人”,从中可以管窥中国美学的生命精神。

关键词

诗教;艺术符号学;中华美学;生命精神

《诗经》作为五经之首,蕴含着中国古人开启民智和教化民众的综合方法。“诗教”起于诗而不止于诗,囊括了文学、美学、教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实践过程,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结晶。在当代,学界对诗教问题的研究也多从上述角度展开,比较集中的话题大体上包括对诗教注疏的进一步探讨,对诗教美学意蕴的深度分析,以及诗教在各个阶段教育的启示和诗教的社会学或者伦理学旨归等等。如果我们试图用一种综合的视角来看,诗教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全面的符号认知过程:无论是对鸟兽草木之名的识记,还是兴观群怨的集体表达,诗教最终期待受教的对象成为一个理想的仁人,其实也可以看成是诗教的符号化理想最终实现的结果。所以,对诗教进行艺术符号学的阐释是可行的。更为重要的是,《诗经》不仅是诗教的发源文献,也是中国诗歌的发生起点,“根据发生学原理,宗教、思维、艺术、语言等任何一种意识活动的起源都是一种系统的发生过程,其最终的根源在于主体心理符号功能方面。”[1](P.8)因此,从艺术符号学的视角入手解读这个问题,不单单是用一种新的方法,为用而用,其重要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从本体发生的层面上重估诗教的价值,从根本上回答现代中国美学研究中为什么尤其重视美育的问题。最终,当我们把“仁人”的培养过程看成是一个符号体系理想实现过程的话,对诗教的艺术符号学阐释也才可以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分析出艺术在中华美学体系中的地位,从而揭示出中华美学生命意识与生命精神的深层学理依据。

1合理性:对“诗教”进行艺术符号学解读为何可能

“诗教”的传统由来已久,是中华民族发源于自身文化系统的独特的教化理念和教育方式。“诗教”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尚书》,《尚书·舜典》的经典篇章“命女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2](P.)。这可以看成是关于诗教传统的最早论述。“诗教”一词最早出现在《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3](P.)。孔子删诗,对《诗经》进行了雅化和整合,并将其功能概括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4](P.)。这是孔子对“诗教”的系统化阐释。从兴观群怨说可以看出,接受诗教,即便不能成为兼济天下的事君能臣,也能够成为独善其身的事父孝子,在孔子的阐释中,诗教的过程蕴含着非常有趣的符号认知活动。关于符号认知,皮尔斯根据符号活动(即符号产生的过程)的动态过程将符号分为第一性符号、第二性符号和第三性符号。[5](P.)从“符号代表物”(rep-resentation)到“对象”(object),再到“阐释者”(in-terpretation),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符号。根据皮尔斯的论述,符号活动(符号产生)是一个动态过程,包括从“符号代表物”到“对象”再到“解释者”的三个方面,那么就可以把符号产生的过程看成是人类的认知过程,代表了人类的三种认知方式。符号认知的三个阶段,分别涉及到了语义学、句法学和语用学的维度。语义就是符号的意义,即符号及其所指物的关系;句法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用主要涉及符号与人的关系。

首先,从个人的认知过程来看,以诗为教是人通过文字符号习得知识的过程,也是人形成认识的过程。“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学习《诗经》最起码的收获,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格物致知。在《诗经》之中,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知识,据统计,全《诗经》所涉及的动植物共有种,其中草类52种,木类36种,鸟类23种,兽类9种,虫类20种,鱼类10种。[注1]因此,学习《诗经》无论将来是否成为国家的肱骨之臣,但至少个人在知识层面可以获得有效的学习。这种学习,是通过人对文字符号的认知过程完成的。孔子在《论语》里提到“识”,在《诗经》中读“zhì”,《说文》解释为“识,知也”[6](P.91),即知道这件事,还通“志”,它的意思是“记住”。知道与记住,这本身都是心理认知的过程,也是人获得的知识过程,最终使人形成了自己关于世界的知识。从含义上来说,“知识论”作为哲学的一个门类,研究的对象是知识的性质、范围、前提和基础,以及对知识所要求的可靠性。“认识论”是探讨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认识的真理标准等问题的哲学学说。“认识论”在英文中的对应词是“epistemology”,从词源上来说,源自希腊语epistasthai(了解),“知识论”的对应词是“theoryofknowledge”,而know是“知道”的意思。由此可见,知识论和认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古代的汉字是象形文字,这些文字一方面提示着自然界的实物,人通过符号而习得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另一方面,人通过符号的学习塑造了人的主观世界,符号成为人与世界、人与自我认知联系的桥梁。而且,这种致知,实际上是博闻多识的一种途径,在个人知识论的层面,有助于人们进入“笃志博学”的殿堂,有助于人们更加精确地解读诗文的具体含义,掌握赋比兴的修辞艺术;在人的社会价值实现层面,也可以为人们实现“博文约礼”的崇高目的奠定基础。这就涉及到了诗教学习的社会意义了。[注2]

从社会性的学习结果来看,诗教的兴观群怨说是符号学习的群体性结果,也是符号传播的展开过程。所谓“兴”,孔安国说是“引譬连类”,朱熹注云:“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7](P.)兴是从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引发人的情感体验,产生想象、联想等心理活动。兴一般用在诗歌的开头,进而引出他物,借物言情,以此引彼。无论在运用外交辞令的官方场合中,还是民间日常交往的过程中,起兴常常会有“项庄舞剑志在沛公”的现象。从艺术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能指A指称着所指A’,但能指A与下一句B之间也存在意义上的联系,这样A与A’、A与B之间就形成双重的句法指称关系。在这种回环的指称过程中,说话人和听话人都处在同一个语义场中,回答也往往是起兴的方式,在这样的情境下,非常容易出现意会而不言传的现象。这种语义场,是古代祭祀、朝觐、聘问和燕享乃至外交场合中极为重要的,在不言传中传递着宗祖的文化机理,彰显着一个社会中贵族与精英的身份意识。

所谓“观”,有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的含义,一般认为谈的是诗歌的政治功能,也就是从各地的诗歌之中观察民风民俗以及百姓对时政的态度。在这里,诗歌作为一种艺术符号,首先指向了直接的字符意义,然后由这些符号的接受者进行阐释,分析得出了诗作的社会意义,这是一个典型的语用学分析过程,是从文字符号指向了人。这里的人既可以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观”,观其志;也可以是统治者从各地的诗歌中观察民风民俗,观察人们对时政的态度。语用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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