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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钱其琛逝世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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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9日,中央*治局第十四届、十五届委员,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5月18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礼堂庄严肃穆,举行了钱其琛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众领导来送别。

钱老的面容如同生前一样安详清癯,只有身体因为病痛的折磨而消瘦了很多,而曾与钱老共事过的外交战线上的同志们,也纷纷来到八宝山的大礼堂,向钱老的遗体三鞠躬道别。

回忆起钱老生前的音容笑貌,循循教诲,外交战线的同志们无不泪流满面,为钱其琛同志的去世而深感悲痛。

钱其琛同志是中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他长期担任外交部长,为*和人民无私奉献,离休后,他依然发挥余热,为中国的外交事业贡献良多。

离休后担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钱其琛是改革开放后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国外长,公认的是,在他担任外长的十年中,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最困难、最复杂的时期。

而钱其琛以原则和灵活兼备的审时度势,以外柔内韧、宠辱不惊的特有风格,突破了困局,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钱其琛也因此而被一些外国媒体称为中国“外交教父”,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部,显然不可能有这样的称号,很多外交战线的同志们,更愿意称钱其琛为他们的老师。

而在外交部带出很多优秀学生的钱其琛,在离休后也进入校园,担任了一段时期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年3月,70岁的钱其琛卸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工作也相比以前没有那么繁忙了,正好在这个时候,他也接到了北京大学的邀约。

此时,正值北京大学准备设立国家关系学院,但由谁来担任院长,让大家犯了难。

国际关系是一门与外交战线紧密相关的学科,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新设立的国际关系学院不能只翻故纸堆,要与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外交*策紧密结合,这样也使得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一职的要求十分之高。

领导中国外交战线十余年,兼具深厚理论功底和丰富实战经验的钱其琛,无疑是最佳人选,而钱老虽然刚刚卸任了外交部长,但依然身兼着中央*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能否请动他出山,北京大学也内部讨论过很多次,但还是没有什么信心。

最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陈佳洱决定,不管钱老是否答应,总要试一下的。

年的夏天,陈佳洱专门来到北戴河,拜访钱老,也向他提出了邀请他担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一职的请求。

没想到的是,钱其琛听了之后,没等陈佳洱说出早已准备好的各种理由,就爽快的一口答应。

钱其琛同意出山,一下子让北京大学筹备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志们的精气神都起来了,大家感觉一下子有了主心骨和精神领袖,有钱老在,国际关系学院的高度就立起来了。

答应了陈佳洱校长的请求后,钱其琛没过多久就专程去了一趟北大,他当时只带了一名警卫,没有惊动其他人,只是去看了一下国际关系学院的前身北大国际*治系。

当时的北大国际*治系,条件并不宽裕,在5层的老法学楼占了一层,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教研室里。

钱其琛看了以后,就鼓舞大家条件简陋没有什么关系,外交部原来办公的地址在朝内大街,条件也十分艰苦,但中国外交事业就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所以关键还是要做事。

简单而有力的鼓励,也让大家都充满了信心,随后,国际关系学院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后,挂牌成立了。

钱其琛不但答应了担任院长一职,而且他担任的不是挂名的名誉院长,而是要实际参与学院建设的院长,他也希望把自己的这么多年外交战线上的积累和思考,通过国际关系学院这个平台发挥出来。

成立之时,钱其琛也专门送来了题词:“培养国际问题人才,开拓中国对外关系新局面。”

年1月,雪后初晴的北京大学校园中,钱其琛佩戴着北京大学教员的红色校徽在办公楼礼堂与师生见面,为国际关系学院的师生们作了上任后的第一次演讲。

在演讲中,钱其琛提出,国际问题研究应该分为三线,外交部是一线,研究机构是二线,学术机构、大学是三线,三方面应该相互配合,这也是他对国际关系学院未来作用的殷切期望。

钱其琛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担任了五年院长,前后做过五次报告,这五次报告都是他多年外交经验的积累和提炼,是他在年过七十后,依然一笔一笔亲自写出来的,也是中国外交战线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这五篇报告,最后也收入了他离休后出版的书籍《外交十记》中。

年9月10日这天,钱其琛最后一次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做了演讲,这一天也正好是教师节。

这天的演讲,主题正是当时国际形势的热点,美国与伊拉克战争的问题,钱其琛对这个问题有着很深的思考,光是演讲稿就写了多字。

他分析了由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国际关系新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这里面的内容,在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对我们处理中美关系,有着很强的指导作用。

在最后一次演讲完之后,他跟国际关系学院的师生们说,自己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他也向北京大学提出了辞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职务的请求,最后,他也祝愿同学们都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台下的师生们也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向这位国际关系学院的第一任院长而致敬。

《外交十记》的写作和出版

年,离休后的钱其琛回到家乡上海居住,从领导岗位上退出来的他,深居简出,而此时他开始考虑将自己亲历的一些外交大事记录下来。

他曾自叹:“已经七十五岁,超期服役,退下来只想有时间,看些以前想看而没时间看的书,做些以前想做而没时间做的事”。

而他此时最想做的,就是记述往事。

为此,喜爱古诗词,偶尔自己也会动笔写上几首的钱其琛,专门作了一首五言诗述怀明志,其中有这样两句:“有情叙往事,无官开新卷”。

而钱其琛这次要开新卷,就要完全依赖自己的记忆了,他早年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秘密战线的危险让他从来不计日记,这个习惯也一直保留到退休后,他自己也曾自述过:“年轻时七年多的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不留片纸只字”。

好在钱其琛虽然已经年过七旬,但记忆依然惊人地准确,几十年前的风云往事,在他心中仿佛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而他记述往事的原因,也有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意图在。

他曾跟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王成家说,有些事在国外有很多版本,如果不把真实情况讲述出来,多年以后,那些非真实的东西就变为事实了,而王成家所在的世界知识出版社,也成为了他这本回忆录的出版者。

钱其琛在撰写往事时,不求面面俱到,也不打算为自己立传,而是选取了他外交生涯中的10件大事来记录,而这10件大事同时也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十个标志性事件。

为了协助钱其琛完成这部有着重大历史价值的回忆录,外交部也专门为他组建了编写组,当时外交部要求部里各处都推荐文笔好的年轻人,还要试写一篇测试一下文笔,最后从中筛选出了一批优秀的笔杆子。

最终,编写组选定了六位退休大使和5位外交部的在职年轻人,钱其琛也专门召集编写组开会,明确了写作风格。

按钱其琛的要求,文字上不能追求华丽辞藻,不能搞宏篇巨论,要尽量避免假大空,以平实可读为佳。

钱其琛还把自己很爱读的杨绛的《干校六记》带来给大家参阅,让大家参照这其中的文笔,做到平实动人。

而编写工作开展的步骤,钱其琛也早已有了安排,他把已经准备好的十个事件选题发给大家,由编写组分工查阅资料,把事件的脉络理清,资料以外交部档案馆和图书馆正式文献为主,辅以当时的媒体报道。

当整个外交事件的来龙去脉都理清后,其中有难以确定的内幕细节,或者不同记载中有冲突的事件经过,则统一安排时间,由编写组成员和钱其琛讨论,而在讨论中,钱其琛也以惊人的记忆力,还原了每个事件的经过和细节。

就这样,这部记录十个外交事件的初稿很快完成了,钱其琛又和编写组成员们一起,逐字逐句的打磨修改,反复推敲讨论,前后共计五个月,才最终定稿。

在最终确定书名时,钱其琛没有听从出版社的意见把书名定为《钱其琛回忆录》,而是参照他平时十分爱读的《干校六记》和《浮生六记》,把书名定位《外交十记》。

出版前,钱其琛还对出版社专门提了一个要求,就是封面上不能有他的头像照片,他觉得这本书所记录的十个外交事件,是新中国外交战线上的同志们共同参与的,要淡化他的个人色彩。

年10月,《外交十记》由外交部所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马上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外交部也组织该书的编写组开了一个内部的小型总结会;

而钱其琛也私人掏腰包,给每位编写组成员多元的辛苦费表示感谢,大家都感到不好意思,不愿接受,钱其琛也坚持让大家收下。

《外交十记》出版后,不但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国际上也十分受推崇,它被翻译成英、俄、日、韩等语言译本,包括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在内的多位海外*坛、学界名人均对该书给予了好评。

而钱其琛出版该书的目的,也是为了以书为媒,和广大海内外读者分享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经历,让大家了解中国外交事业,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这本书带来的名利对他来说是微不足道。

因此,

在年,钱其琛又把《外交十记》出版后的全部版税,都捐点了外交学院,在外交学院设立了奖学金,奖励那些品学兼优、有志从事外交事业的贫困生。

年春节,他还专门复信奖学金的获奖学生,向同学们致以新春寄语,希望同学们时刻牢记祖国至上、人民至上,忠诚爱国、信念坚定,注重品德的修养与磨练,珍惜宝贵的学习机会,增强各方面的才干,为投身祖国的外交事业和其他各项事业打下良好基础。

同事战友们的追忆

钱其琛在外交战线上向来喜欢培养年轻干部,可谓桃李满天下,外交战线的同志们回忆起他来都是满口称赞,而他为人细腻周全,身居高位后对当年共事过的革命同志也同样热情亲切。

无论是外交战线的学生们,还是与他共事过的战友们,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也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沈国放曾在外交部长期担任钱其琛的秘书,也在因此而益良多,他曾说过,在钱其琛身边工作十年,等于读了一个外交专业的研究生学位。

当时在钱其琛身边工作时,钱其琛要求沈国放不能只当一个上传下达的行*人员,只管领导的日程安排、联络沟通等事务,而是要参与外交事务的具体工作中。

比如他去联合国开会或者会见其他国家外长时,他都让沈国放参与双边会谈,做好记录,这也给了沈国放很好的锻炼机会,他也一直深深感谢钱其琛对他的培养。

钱其琛去医院,沈国放医院探望,但钱其琛因为病重已经无法和沈国放交流了,沈国放每次都只能跟钱其琛的夫人聊一下他的身体状况。

年四月份时,沈国放最后一次去看望钱其琛,当时钱其琛听到沈国放来了,一直双目紧闭的他还睁开眼睛看了沈国放一眼,但依然无法说话。

之后,沈国放去了美国出差,在5月3日晚得知钱其琛正在抢救时,他心中已经十分担忧,只能在大洋彼岸祝福恩师能渡过难关,等他回国后再去探望。

但最终,沈国放还是接到了钱其琛去世的消息,曾跟随他10年之久的沈国放不禁悲痛不已,但他却因为在美国出差而无法见到恩师临终的最后一面,也来不及去八宝山参加恩师的遗体告别仪式,这也是他难以释怀的遗憾。

钱其琛解放前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曾与日后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钱李仁有过一段共事过的时光,钱李仁年长钱其琛3岁,两人在年冬之后,工作上就再也没有过交集。

但钱其琛始终没有忘记这段工作经历,他和钱李仁也一直保持着联系,几十年风风雨雨,无论地位高低,他和钱李仁相处时始终热情客气,直到晚年也没有忘记这段友谊。

钱李仁也一直十分怀念和钱其琛共事的那段日子,两人离休后,钱李仁每年春节,都会寄一张新春贺卡给钱其琛,而钱其琛也都会回寄一张写有自己签名的贺卡,钱李仁的夫人生病住院,钱其琛也不顾自己年迈,专门去探望过。

《外交十记》出版后,钱其琛还专门送了一本给钱李仁留作纪念。

钱其琛住院后,钱李仁去探望过几次,年,医院看望钱其琛,在这之后,因为自己也年迈不便出门,他也没有再去看望了。

钱其琛去世的当晚,钱李仁听到消息后,也沉浸在悲痛中,他在家中独自坐着,当年跟钱其琛一起工作的点点滴滴,几十年相处的深厚情谊,也让他留下了热泪。

年至年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的李肇星,也是钱其琛在外交战线上一手培养起来的,他至今仍让记得老领导离休后,给他的两次教诲。

钱其琛离休后,李肇星去看望他时,不知该如何称呼,就跟着警卫员叫他钱副总理,没想到钱其琛幽默地说,小李,你怎么一两年不见,中文水平下降这么多,四个字叫错三个,我不是副总理了,只有一个钱字是对的。

而这也一下子让李肇星回忆起刚到外交部时对钱其琛的称呼,当时他第一次见到钱其琛时,叫了声钱司长好,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事后李肇星才知道,钱其琛在外交部,让大家都叫他老钱,离休后的钱其琛,更是淡泊名利,希望大家继续叫他老钱。

年,李肇星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农家子弟出身的他,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又专门向钱其琛请教。

而钱老教诲李肇星说,不要把官衔太当回事,外交部长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为人类谋和平,为祖国交朋友”。

这句话也让刚刚上任外长的李肇星铭记于心,钱其琛还告诉李肇星要多学习,向群众学习、向老前辈学习,同时要多发现年轻干部的优点,向年轻同志学习,这些话也让他受益匪浅。

钱其琛去世前夕,得知他病危的李肇星,医院探望他所敬仰的老首长,当时经过抢救后钱其琛脱离了危险,放心不下的李肇医院,和钱其琛的夫人互相安慰了一番。

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天,钱其琛就永远离开了人世,李肇星回想起自己的外交生涯中,从这位伟大的外交家身上学到的数不尽的点点滴滴,泪水伴随着思绪不住地涌动。

李肇星也永远怀念这位他外交生涯的领路人、记忆中永远亲切的“老钱”。

参考文献:

《钱其琛:为人类谋和平,为祖国交朋友》,《齐鲁周刊》,年5月22日

《逝者钱其琛:谈判桌上绵里藏针,天生的外交谈判家》,《中国新闻周刊》,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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