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无数英雄豪杰在这个舞台之上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历史，也有无数的百姓惨遭屠戮，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魏晋南北朝也不只有黑暗。
宗白华先生称它是思想极其自由解放，最富有智慧、最浓的热情、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书法艺术进入一个*金时期，书法技法以及书学理论越发完备。
一、魏晋南北朝书法发展的文化背景及具体表现
在中国历史上，很大一部分优秀的书画家是通过笔墨记载（著书立传）而得以名扬后世的，相比绘画，书法的后世摹本较多，相对来说，魏晋时期流传下来的图册较少。
这导致在研究这一时期书画理论（尤指画论）的过程中，很难找到相对应的作品进行对照分析，在绘画领域，许多早期绘画理论的作者并非一流的画家（实践者），例如提出“六法”理论的谢赫。
这就使得中国画艺术在理论与技法间有一种貌似“脱节”的现象，而在书法理论家中，除了文字学家许慎、质疑草书的赵壹，其余大部分都是书法名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作品能够流传，有赖于以下几点。
首先是勾摹，在陶弘景写给梁武帝的书信中，陶弘景希望梁武帝能给他几个书法摹本，此“勾摹”本可能是双钩作品的雏形，张天弓曾经写过文章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
其次是仿书，现在很多名为“二王”手迹的作品很多是仿书，不是原创，米芾就写了很多作品，或说是“二王”真迹，或说是临摹，其手法很明显还有宋人风格，还有很多仿书是隋唐以前的，与原作创作时间较近，目的还是谋利。
另外，
相较于绘画，书法在民间的使用更为普遍，魏晋时期，虽然民间“写手”“刻手”学识较低，识字不多，但其人数还是多于画工，最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被列为“百艺”之一，为儒士所不耻，书法地位长期在绘画之上。
魏晋时期流行玄学，以清谈为尚，最早的清谈人物是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一群人，以清谈为乐，关于何晏，史书上记载是：“晏尚主，又好色。”王弼也是经过何晏的推荐方才为官的。
在曹魏文帝、明帝时期，清谈尚不能得到官方认可，选拔官员也以是否拥有才能为主要评判标准，在曹爽掌权后，此标准逐渐被弃用，到了司马家获得权柄后，这种前朝留下来的以为“高士”的风气便再次蔓延开来。
这或许与晋朝的频繁战乱有关，“竹林七贤”大都生活在曹魏、西晋时期，从文献中似乎可以看出魏蜀吴*权的争斗并未波及“隐士文人”群体，因此，战乱频繁只是次要矛盾，对“七贤”真正有打击的事件是司马氏代魏的*变。
由于君权的频繁更迭，三纲五常崩坏，曹丕代汉未至三世便遭司马家族取代，甚至皇帝被当街扑杀，朝代*权的更迭冲击“名教”的法则，鲁迅曾说：“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
以道德为口号的魏晋文人在挣扎中，产生怪诞的行为，这促进了清谈风气的形成，西晋建国后，由上而下“靡靡之风”不绝，务实的风气“衰微”，寒族文士追求自然洒脱的旷达风气，世家大族则更是以清谈无为作为治官理*的手段。
“名教”的破坏与“战乱”是产生“魏晋风度”的关键性因素，“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以崇尚名节、爱慕风流为标榜。
魏晋时期的书画艺术却蓬勃发展，并达到艺术发展的高峰，以钟繇、王羲之为首的书家，在旧有书体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为书法注入了新鲜血液，也让楷书、草书、行书在魏晋时期完全成熟。
在“无为而治”的两晋时期，书法为何取得如此大的发展？魏晋时期书法意识由“自发”过渡到“自觉”，又存在什么表现？这些问题都值得仔细探讨。
书法艺术在哪些方面为“美学史上第二个*金时代”（叶朗先生语）创造了条件，这里有四个现象值得进一步推敲，而这四个现象也奠定了书法在美学领域的地位：
第一，书法作品作为艺术品被珍藏，从南朝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中能很清晰地看到：“今论旨云，真迹虽少，可得而推。是犹有存者，不审可复几字？”为何会出现“犹有存者”？
可能是因为梁武帝收藏了一批真迹，而这批真迹十分宝贵，恐怕不能直接拿出，陶弘景遂请求以“摹填”的方法加以复制并赏赐给他。
陶弘景又云：“垂旨以《*庭》《像赞》等诸文，可更有出给理？自运之迹，今不复希。”这也能说明当时书法真迹是何等宝贵，即使帝王内府恐怕也不会存有太多的原迹。
第二，文字学和书学研究的出现。东汉赵壹《非草书》一文第一次有意识地开始探讨书法艺术，但此时仍不成体系；魏晋时期，河东卫氏家族是当时儒学望族，注重古文字研究并进入书学自觉时期。
刘涛在《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中说，卫氏一族不仅擅长小篆、隶书、草书，作《四体书势》，同时对古文还进行了整理。
张天弓对卫氏一族的研究很深入，其在《卫恒〈四体书势〉之“字势”》一文中提出，“小学化”与“玄学化”倾向，应该说皆滥觞于卫恒。
刘涛在《魏晋南北朝书法史》中认为，魏晋时期出现了我国独立意义上的书学著作，不再是简单描述书体形态以及书法的美感，而是记载书家擅长的书体、书家的风格，以及对作品真伪鉴定等。
由此可知，魏晋时期的书学研究已经超出秦汉字学著作的“八体”及“六书”范畴。
第三，批评类书论及技法类书论的发展，“人物评论的兴盛以及文艺批评的发展，这些领域所积累的理论成果与思维能力带动了书法艺术批评。”除此之外，与批评类文章相对应的技法类书论也逐步完善。
陈思在《秦汉魏四朝用笔法》中讲：“繇阴令人盗开其（韦诞）墓，遂得之。”可见当时人们对技法著作的痴迷程度非同一般，魏晋关于笔法方面的书论大部分被收录在《历代书法论文选》中。
其中有很多已经不是原作，而是后人托伪的篇目，但很多伪作的创作时间也不晚于隋朝，仍以南北朝为界，这似乎也能证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技法层面的创作已较有成果。
在批评史方面，汪*在《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批评》一文中说：“印象式、品评式批评模式得以建立。”其品评模式相比前代来说亦算是极大程度上的提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字体演进基本得以完善，“北齐”复古潮流，带动了这一地区仿“古隶”字体的刊刻，同时由于楷书的发展，此阶段创作出来的不少作品明显有“隶楷”杂糅的现象。
但这并不能说明书体的发展还停留于“隶楷过渡”阶段，我们一般将“隶楷自然过渡”现象称为“技法不纯”或“有意为之”的效果，“有意为之”的情况也并不单一，它可详细分为尚古、炫技、宗教、墓志制作的商业化四类原因。
这些现象比较复杂，比如在隋朝，很多笔法是因对隶书的“生疏”而形成的，这类作品主要有《梅渊墓志》《房彦谦碑》等；而到了唐代，则出现了不少受“崇古意识”与“技法不擅”双重因素影响的作品，如《田夫人墓志盖》《康武通墓志盖》等。
魏晋时期对书写材料也进行了改进。曹魏书家韦诞有言：“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相较于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已经具备了将书法艺术发展成为纯艺术的条件。
随着文字学以及书学研究的深入，批评性书论、技法类书论的出现，以及书画鉴藏的发展等，书法艺术发展至此，各方面条件已完备，为唐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
东汉年间，书法具备了作为一门纯艺术所应具备的基础条件，就书法艺术的字形结构来说，随着隶书整体完善，书法艺术到魏晋时期已经从古文字的“造字时代”过渡到今文字的“造形时代”，进入自觉发展的阶段。
南北朝时期的书风到隋朝又形成新的面貌，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近三百年的纷乱，当时江南地区的虞世南、欧阳询等人北迁，传承“二王”一路的南方书风逐渐成为主流。
唐太宗独尊王羲之书法，北方流传下来的碑派风格至此逐渐消失，以张怀瓘、李嗣真为代表的唐代书家在其著述中对北方书家只字不提，直到清代碑学兴起，康有为的“求变”理念让整个社会极具变革精神，碑派的地位至此才得以改变。
参考文献
[1]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张天弓.王羲之“晚年好迹”与“末年书”考：兼论梁武帝、陶弘景《论书启》书法史论之意义[J].中国书法，（09）：4-17.[3]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97。
[4]甘中流.中国书法批评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67.
[5]杨素芳，后东生.中国书法理论经典[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