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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里的中国首讲,撒贝宁对谈伏生,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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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年初一,央视播出《典籍里的中国》第一集《尚书》。

主持人*作为“当代读书人”,穿越时空到汉朝,与倪大红扮演的“古代护书人”伏生对谈,去到《尚书》里的中国,感悟民族文化之根脉,礼敬薪火传典之先贤,受到很多传统文化爱好者的追捧。

《尚书》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部典籍,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同时,《尚书》也是一部非常复杂的经典,研究《尚书》的学问,叫“尚书学”,是一个非常专门、非常庞大的学问。古往今来,不知多少学者为之皓首穷经,相关的著作也是汗牛充栋。

《典籍里的中国》第一期,用现场表演、嘉宾对话的方式展示《尚书》传承中的一些关键点,感人至深,特别是伏生传经的故事,让很多人流下热泪。

关于《尚书》这本书,我认为最有趣的是《尚书》的流传。在几千年间,它多次经过九死一生、命悬一线的传承,也经历过伪造、掉包的侵蚀,一度“假作真时真亦假”。而到了今天,不仅真相大白,还有历史的“彩蛋”冒出来。

《典籍里的中国》制作虽精良,但时间太短,远不足以介绍《尚书》的精彩!本文将结合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演变的大历史,大致介绍一下《尚书》传承。

一、《尚书》是史官文化的产物

《尚书》首先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文献汇编。它保存了中华民族上古时期,从尧、舜、禹,到夏、商、周,主要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目前通行本《尚书》共58篇,涉及四个朝代:

《虞书》是讲尧舜禹的事迹,有5篇:《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

《夏书》是夏朝的文献,有4篇:《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

《商书》是商朝的文献,有17篇:《汤誓》《仲虺之诰》等;

《周书》是周朝的文献,有32篇:《泰誓》《牧誓》等。

从文体上看,《尚书》有六类文体:“典”、“谟”、“训”、“诰”、“誓”、“命”:

典,是重要史实的专题记载;

谟,是记载君臣谋略的,就是个会议记录;

训,是大臣开导君主的话;

诰,属于劝诫、勉励的文告;

誓,是君主出征前训诫将士的誓词,就是动员令;

命,是君主所下的命令。

《尚书》的篇名,也有几种命名方法:

有以人名为篇题的,如《盘庚》《微子》;

有以事件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

也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

从写作时间上看,主要由两类文献构成:

一类是历史文献文件本身,像诰命、训话、宣誓等,是当时保留下来或记录下来的文件;

另一类是追述古代事迹的文献材料,像《尧典》《皋尧谟》这样的,属于后人根据传说记载的。

按照古人的说法,至少在清代以前,人们基本上相信这些文章,都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人所说、所写的;判断的依据是,这么深刻、这么有哲理的思想和话语,非这些伟大人物是写不出来的,比方说《尧典》《禹贡》等。这是信古派的观点。

进入20世纪,出现了疑古派的学者,认为尧、舜、禹,还有夏朝,没有考古材料支持;是不是真的存在,还有争议;而且中国的文字,是商代才出现的,所以在疑古派来说,商代之前的这些文献,完全是后世人伪造的。

疑古派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证明,完全怀疑、否定古人,也是不对的。

我在这里做一个折衷的判断,或叫探讨。这些文献,商代以前的部分,可能是口耳相传,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大家知道,在没有记载工具时代,古代人的记忆是惊人的,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藏族的史诗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等,都是大部头的史诗,全凭民间艺人记忆流传下来的。尧舜禹,以及夏朝的事迹,流传到了商代,写成了文字;到周代,最后写定。

商代的那几篇,可能确实写于商代,传到周代,由商朝的后裔宋国人写定。周朝的篇目,那就是当时的文献保留下来的了。

那么,具体是谁承担文献记载和流传的任务呢?是史官。

中华文明是比较早熟的文明,标志就是,很早就有了专门化的文献编撰人员和机构,史官。不像西方那些民族,全靠游吟诗人、靠着史诗,传承早期文化和历史材料。

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民族。历史学最早发达起来,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史官文化传统。

在古代,史官具有很高的权力,很有地位,当然史官也负有重大责任:他们每天都要记录国君及朝廷中的各种大事件,所谓“君举必书”,国君的任何行动都会得到详细的记录。

史官又有左史和右史之分,据说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左史负责记载国君的重要讲话,以及朝廷中的各种讨论,就形成了《尚书》这样的文献;右史则负责记载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就形成了《春秋》这类史书。他们的职责是不一样的。

《大戴礼记·保傅》记载: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太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不书过,不书过则死。

《大戴礼记·保傅》所记是周初的情况,史官的地位已经比远古时代下降了,但权力依然很大。特别是,史官集团具有很强的职业荣誉感,甚至拿生命捍卫职业尊严。

讲两个故事。公元前年,晋国的昏庸国王晋灵公,要谋害权臣赵盾,赵盾和他的儿子赵朔往国外逃命。晋灵公的姐夫赵穿杀死了晋灵公。赵盾听到这件事后,返回晋国,把晋灵公的叔叔拥立为王,就是晋成公。

赵盾登上相位后,想知道史官对这件事的评价,于是就把太史令董狐找来,询问他有关情况。董狐把大事记录给赵盾让他亲自去看。赵盾看到上面写着“秋七月,赵盾弑其君”,并且得知这件事在朝廷上已经做了公布。赵盾质问董狐道:“谁都知道,先君不是我杀的,你们这些史官司怎么让我承担罪名呢?”董狐回答道:“你身居相位,曾经逃亡而没有走出国境,回来后又不惩办凶手。这不是你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

理直气壮,秉笔直书,赵盾也没有办法。

另一件发生在齐国。公元前年,齐国发生了一起弑君案,大夫崔杼把齐庄公杀了。当时齐国的史官就记载:“崔杼弑庄公。”崔杼就杀了他;他弟弟又去写,还是这么写,崔杼又杀了;三弟来,还是这样写,崔杼可能也是杀累了,就没杀,让他走了。另外一位史官,叫作南史氏,听说这弟兄三个都死了,自己带着简去,准备继续写;听说已经写好了,才回家。可以设想,这是这么壮烈的场景!可惜的是,三个人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后来,文天祥写《正气歌》,把“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是中国人生命超越的寄托,就像宗教一样,每个人都相信自己会在历史中永生,在历史中获得自己的清白、公正。

正是有了成熟的史官文化、代代相传的史官群体,才有了《尚书》这部伟大的典籍。

二、孔子与《尚书》

《尚书》这个名字,是汉代才有的,意思是“上古帝王之书”。在汉朝以前,这本书就叫“书”。

“书”这个字,就其本意来讲,就是文件、文献、书契的意思。那些历史上留存下来的重要文献,总要叫人阅读和学习,所以可能会有一些选编的文集。至于怎么编,那就没有个固定标准了,早期的《书》不一定有统一的本子。

《尚书》的定型,是孔子的功劳。

孔子(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他首先是一个世界级的大思想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还是个大教育家,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教师业的鼻祖,所以现在有些人要求用孔子的生日9月28日作为教师节——我认为应该这样。

大家知道,孔子为了实现他的理念,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到处碰壁。晚年回家,专心教育。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把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言行、语录、思想都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教师。他没有现成的教科书,所以自己动手整理古代典籍文献做教科书。这也是他的强项。

实际上,中国的上古文化,都在他手里过了一遍。他是当时最博学的人,是他规定了此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他修订了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书》就是《尚书》,据说他整理的《尚书》有篇,作为教授学生的*治学教科书。

还有一些类似文献,他放弃不用的,被人编辑成了《周书》,也叫《逸周书》,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

孔子编订的《尚书》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是看不到了。可以肯定,不会是今天《尚书》的样子。

在战国时代,《尚书》流传就比较广了。百家争鸣,诸子相继引用《尚书》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或者讨论《尚书》的问题,如:

《孟子·尽心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庄子·天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

《荀子·君道》:“《书》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择’。”

《墨子·贵义》:“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

据统计,《论语》有3处谈到《书》;《孟子》引用书的17处;《墨子》引用《尚书》的内容有22篇,《左传》引用《尚书》的内容有50多次,涉及《尚书》的18篇内容。

三、《尚书》曾命悬一人

孔子把《尚书》作为教科书教学生,列入“六艺”(指诗、书、易、礼、乐、春秋这六种经典)。太多学生就一代代传承下去。

但不幸到了秦朝,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为统一民众思想,就颁布了“挟书令”,规定除了秦国法定的历史书和巫医卜筮之书以外,诸子百家和各国的史书都要上交*府,任何人家里都不许保留。被抓到就要砍脑袋。

《尚书》是史书、帝王之书,当然在禁毁之列。

于是,在几十年时间里,孔子的徒子徒孙们,只有关起门来,偷偷在家里口耳相传,一代代靠着记忆力往下传。不写成书,放到脑袋里。你总不能把大家脑袋都割下来吧?

统一的秦朝,持续了不到20年就灭亡了,但汉朝也没有立即废除《挟书令》,可能是兵荒马乱刚结束,人能活着就不错了,哪里顾得上搞文化、读尚书呢?直到汉惠帝时,才下令把《挟书令》废除了。

但这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一部对中华民族至关紧要的书,竟然只有一个人知道;更要命的是,这个人都九十多了!这个人是谁?

就是《典籍里的中国》所推崇的、*穿越去拜访的伏生。

伏生,名伏胜,字子贱,生于周赧王五十五年(前年),死于汉文帝三年(前年),济南(今山东滨州市邹平县韩店镇苏家村)人。

他曾做过秦朝的博士官。秦禁书时,他在家中墙壁里藏下了一部《尚书》,自己到处流亡去了。进入汉朝,天下太平了,他回家打开墙壁找书。不知是老鼠吃了还是水泡烂了,仅剩下28篇。他就拿着这28篇在齐鲁一带开始教授学生。

汉文帝时代,社会走向繁荣;文景之治,开始重视文化了。文帝想找人讲《尚书》,听说济南有个伏生,可以讲《尚书》,就下诏请伏生到朝廷去讲学。

这时伏生已经九十多了,老得走不动了,只好派了晁错,就是后来被腰斩的那位,去伏生那里抄录、学习,在太学里开设这门课程。西汉今文《尚书》学者,皆出其门。

对于伏生传承《尚书》也有不同的说法。刚才这个说法是史记里说的,说伏生把书藏在墙壁里;社会安定后,他回家打开墙壁,发现只剩下28篇了(注意这个28篇)。

还一种说法是,他没有书可藏,全拼记忆,背出28篇来。

真是细思极恐!万一伏生没活到九十多,只活了个当时的平均年龄(不足40岁),《尚书》是不是会就成为了一个传说?

四、汉人崇尚《尚书》

晁错在伏生那里记录下来的《尚书》,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也就是隶书写下来的,总共28篇。这28篇是:

《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

《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顾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

汉文帝以后,《尚书》被太学确立为“重点课程”,人们学习的就是伏生的28篇版的《尚书》。

纵观中国历史,汉朝人是最重视《尚书》的了。

为什么?因为汉朝人认为孔子是王者,他具有王者的道德和智慧,但没有王者的天命,所以汉人称孔子为“素王”,就像今天说的“无冕之王”。

孔子的道德、智慧没有机会施展,该怎么办呢?他就编撰了五经,把自己的道德、治国智慧都蕴含在五经里。所以汉朝人认为,五经里面有孔子的“微言大义”。

汉朝人甚至认为,孔子早就预见到汉朝的出现,他的五经、他的制度,就是汉朝准备的。学者,就要发掘里面的微言大义;君臣,就要遵照五经的教导治国理*。

这就造成了汉朝人对经典的崇敬。

研究好《尚书》,可以治理好天下。所以汉朝的君臣都认真研究《尚书》;学好尚书的人,可以直接去做官。

《尚书》不光要学,还要在实践中运用,“活学活用”。

怎么用呢?比方说,有个叫平当的,说是参考《尚书·禹贡》篇治理好了*河,后来当了宰相。还有个叫夏侯胜的,根据《尚书·洪范》篇的理论察变,就是考察天象变化,警示人事。

怎么察变呢?有个故事。

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昌邑王刘贺被当时的权臣霍光选择来继承皇位。这个刘贺,大家都知道,就是最近几年被挖了坟墓的海昏侯。他即位后,极度荒淫,据说27天干了件荒唐事,引起朝野不满。霍光就和张安世密谋废掉刘贺。

当时的博士,也是光禄大夫夏侯胜,他不知道这两位要废皇帝。一天,刘贺又要外出游玩,夏侯胜挡在刘贺的车前进谏,说:“天久旱不雨,说明有臣子在谋反。一旦他们作乱,皇上怎么办?”

这是根据《洪范篇》得出的结论,但刘贺认为他是在妖言惑众,十分恼怒,就把夏侯胜投入监狱。

霍光和张安世大吃一惊,互相怀疑对方泄密。为防不测,果断采取行动,给太后(也就是霍光的女儿)上奏疏,请下旨废昌邑王,尊立戾太子刘据之孙刘询为皇帝,就是汉宣帝;昌邑王后来被贬为海昏侯。

有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尚书》就流传开来。

一方面,学好经典,可以做官;另一方面,学习文化本身也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事。所以就涌现出很多感人的学习故事。

有个叫夏侯胜的传承人,在汉宣帝时做官。汉宣帝即位,打算为汉武帝广泛建庙,显示孝的风范。当时百官齐口称赞,夏侯胜却指出:“汉武帝虽然有抵御四方强敌,扩大疆土之功,但在战争中滥杀俘虏及庶民,以致浪费了大量钱财,过度铺张,消耗了大量财力,使百姓流离失所,至今逃亡在外的流民没有安顿下来,不应该给武帝立庙塑像。”

这么一来,夏侯胜被安上一个“非议诏书,诋毁先帝”之罪,被下狱了。

当时的左丞相、长史*霸支持夏侯胜,汉昭帝就把夏侯胜和*霸都关进监狱,*霸在监狱里向夏侯胜要求学《尚书》。

夏侯胜说:“我们都要死了,还讲什么呀?”

*霸说:“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夏侯胜没话可说,就给他讲授《尚书》。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两位朝不保夕的囚徒,在监狱孜孜不倦学习尚书的情景,千载而下,犹令人备受感动。

什么叫学术薪火相传?这就是。

五、《尚书》的造伪与今古文经学之争

从汉朝起,《尚书》的流传就和两件事纠结在一起:一是造伪,二是今古文经学之争。

1、第一次造伪事件

汉朝*府鼓励人们提供失散在民间的古书。经过多年的战火,中央图书馆实在没有多少书。礼失求诸野,可能民间会有,所以*府重金搜购。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有不少“幺蛾子”。很多人伪造了书,交给国家,给后人造成不少麻烦。

汉景帝时代,河内地方(指河南北部*河以北的地带)有个女子,发现一篇叫做《泰誓》的尚书残卷(分为上中下3篇)。这女子觉悟很高,及时交给国家。

儒生们就把这一篇加入《尚书》课程,所以西汉儒生读的尚书是29篇。不过这1篇,经后人考察,是伪造的,这是第一次伪造尚书事件。

2、鲁壁藏书和今古文之争

今古文之争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导火索是一起强拆事件。

汉武帝时代,孔府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鲁地分封的诸侯王是鲁共王刘餘,为修建自己的宫殿,“强拆”孔子旧宅。拆到一处墙壁,发现里面藏了一批文献,其中就有《尚书》。

传说当时强拆现场传出了音乐之声,吓得鲁共王不敢强拆了。这堵墙后来被称为“鲁壁”。

鲁壁的《尚书》版本,据说是用秦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书写的。

伏生的《尚书》是用当时汉朝通用的文字记录的,就被叫做“今文尚书”。而在鲁壁发现的这个版本,被称为“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

古文尚书本,据说由孔子后裔孔安国做了解读;孔安国的后人又献给了朝廷。但这个本子被扔在“中央图书馆”,长期无人问津。

有人说是因为孔安国被卷进了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所以不被重视。但据史籍记载,孔安国并没有活到那个时候,所以古文尚书不受重视的原因,或许只是因为当时没有人感兴趣而已。

那个时候,尚书的传承,讲究家法,与权力、利益直接挂钩的。当时主*的,都是今文学派的人。

西汉末年,当时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刘歆发现了《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典,认为有价值,要求立在太学,为此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移让太常博士书》,为此引发了一场绵延不绝的“今古文之争”。

今古文经学的差异不光在于文字,关键是今文尚书学派做学问的方法不同。

汉朝人认为五经里面有孔子的微言大义、治国方针,所以学者认真分析,免不了牵强附会、烦言碎辞。学者学一辈子都搞不清一本经典,根本无法达到“用日少而畜德多”,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的目的,因此刘歆要求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尽快结束那种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的烦琐的章句学风。

刘歆还对今文经学的以家法传授的弊端进行了指责,认为他们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要达到*同门,妒道真的*治目的。刘歆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刘歆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他是汉代楚元王刘交的后裔,他父亲刘向,也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曾奉诏整理当时皇家藏书。刘向去世后,刘歆接着做这个工作。他们父子两个对当时的典籍做了一次全面的整理。基本上我们今天看到的在他们之前的书,都经过他们整理了一遍。

刘歆提出的古文经学,受到很大的反对,不得不到外地做官,躲风头。后来,刘歆帮助王莽建立了新朝,借助王莽之力,确立了古文经学的地位。当然,随着王莽的倒台,古文经学也被随后建立的东汉王朝排斥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外。

孔壁发掘出的古文尚书,在汉末已经见不到了,真假无从考证。就连这件事究竟有没有,也被人怀疑的,因为只有刘歆的一面之词,孔安国那里是死无对证。

清代的刘逢禄、近代康有为、梁启超都是这么怀疑,认为实际上就是刘歆伪造出来的,是争权力的。

但在今天,学界主流认为,鲁壁藏书是真的,刘歆看到的《古文尚书》等经典并不是造伪,只是后来失传了。

3、汉末《尚书》失传

第二次造伪尚书事件发生在汉成帝时,有个叫张霸的人,发现了一个篇的版本,上交给了国家。很快,“鉴宝”专家就确定了,这个是伪造的。这个版本很快也不见了,没流传下来。

第三次造伪是东汉时一个叫杜林的人,据说在西州得到漆书《尚书》,这个也被后人确定为假,不过这个也没有传下来。

王莽建立的新朝,很快就灭亡了,与之一起树立的古文经学,也随之被逐出学官。但在民间,古文经学已经广泛流传开来。

东汉末年,一代儒学大师郑玄遍注群经,整合了今古文尚书。很长时间内,人们读到的是合并本《尚书》。

那么,此时的《尚书》定型了吗?还没有。

东汉末年,三国纷争,兵荒马乱好多年。文化中心长安、洛阳,都成为废墟,导致大批文献典籍灰飞烟灭,包括《尚书》,以及上面提到的很多学者研究成果。

4、梅赜版《尚书》

东晋朝廷偏安一隅,稳定下来之后,开始振兴文化事业。偌大国家,竟然又找不到《尚书》了!

此时,豫章内史梅赜献给朝廷一本《尚书》。这个版本共58篇,还有据说是孔安国做的传,就是每一篇前面都一段话,解释每篇的写作由来。

梅赜的《尚书》58篇,其实是把西汉的29篇拆分成33篇,他又另外添了25篇,说是《古文尚书》。

他从哪里得来,谁都不知道。这个版本比较全面,当时也没有别的版本,所以被奉为正宗,流传开来。

从此,中国人有了一个固定的《尚书》版本,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

古书,必须有注有疏才能看。

今天我们看到的《尚书》注解,主要有两个版本系统,也就是注疏版本。

一个是唐代注疏整理的,唐太宗命令孔颖达主持,把儒家经典都整理了一遍,叫做“十三经”,《尚书》是其一种。

另一个是蔡沈的尚书集注。蔡沈是朱熹的学生,朱熹一生精力放在是四书上,把注解尚书的任务交给蔡沈。蔡沈花了很大力气做了注解。明清时代,考试主要用的就是这个版本。

事实上,梅赜版《尚书》的古文部分还是伪造的。

六、《尚书》如何现原形的?

《尚书》很难读。韩愈说过:“周《诰》殷《盘》,诘屈聱牙”。但也有一些篇目,像《五子之歌》《汤诰》《说命》等篇,比较浅显、好读。

有人觉得画风不对。按说《五子之歌》的时代在《汤誓》之前。《汤诰》《说命》诸篇的时代,在《盘庚》之前,不应在前的反而易读,在后的反而难懂。《仲虺之诰》和《汤誓》同时,《武成》和《牧誓》同时,《周官》《君陈》和《多士》《多方》同时,更不应易读,一种难懂。

宋代的学者吴棫、朱熹就从这点开始怀疑。

吴棫是宋代古音韵学家、训诂学家,时称通儒。徽宗*和八年(公元年)进士;高宗绍兴十五年(公元年)添差通判泉州。他的著作都已佚散了,但他被认为是最早质疑古文尚书造假的人。

大儒朱熹受他启发,也怀疑古文尚书造假。他也是从文体方面指出了古文《尚书》存在的问题,认为今文《尚书》的篇章都十分艰涩,而古文《尚书》反而相当平易,这是很不符合常理的。今文《尚书》主要依靠伏生背诵流传下来,伏生不应该只会背诵那些很难的篇目,而容易的篇目反而背不下来。但他不明确否定,只是说这里很古怪,并加以圆场。

元代的郝经、吴澄,开始明确指出梅赜版的25篇古文尚书是伪书。

明代学者梅鷟写了一部《尚书考异》,一部《尚书谱》,才明确宣布二十五篇和《孔安国传》是伪书。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也曾提及,但无特色的判断。

到了清代,《尚书》造假事件就更加清楚了。

清代是一个把古籍整理搞得非常彻底的一个年代。因为清朝大搞文字狱,学者没法创作,精力又无处排遣,怎么办?整理古籍。于是学者就一部部地研究古代经典。梁启超说,这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

阎若璩写了《古文尚书疏证》,一点点抠出伪古文尚书的来历。同时还有姚际恒《古今伪书通考》;两个人是分别著作,见面一聊,英雄所见略同嘛。

如何考证?就是把文字来源给找出来。举一篇为例(引自刘国忠《走近清华简》):

咸有一德伊尹既复*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曰:呜呼!“天难谌”(见君奭),“命靡常”(见诗大雅文王,命上省天字)。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墨子非乐上引汤之官刑,又非命下引太誓之文)。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启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礼记缁衣引尹吉之文,暨作及,一作壹),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见召诰,服上原有兹字),惟新厥德,“终始惟一”(见荀子议兵篇,惟作如),时乃日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绥先王之禄,永厎烝民之生。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改易吕氏春秋谕大篇引商书之文)。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无自广以狭人,“匹夫匹妇”(见论语宪问篇、孟子万章下),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

还有惠栋《古文尚书考》、程廷祚《晚书订疑》、崔述《尚书辨伪》等,基本上确定古文尚书是造假的;注疏家也都把今文和古文分开。如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学者这么认为,但当时的科举考试,还是用的蔡沈的本子和注解,多数人还是认为古文《尚书》是真货。

当然,今天也还有人坚持认为,梅赜版的古文尚书很可能是真的。毕竟真正的《尚书》,谁也没见过,你凭什么就说人家造假呢?

说来也巧,还真有这么个历史的“彩蛋”,给伪古文尚书“补枪”了。

七、清华简里的历史“彩蛋”

对待梅赜版古文尚书有这么几种态度:

否定派,认为除了经先秦学者引用过的句子,其他都是伪造的。

另一派,对之虔信不疑;即使很多人认为是假的,也以“万一是真的”态度,非常谨慎地肯定。如钱穆,他就反对康有为的疑经态度。

还有另一种观点,既不认为全真,也不认为全假。

众说纷纭,孰是孰非?没有别的文献可证,似乎是个悬案。

不过,历史偶尔会给我们来个“彩蛋”。虽然流传的文献没有,但地下文献可能给我们一些惊喜。

有个类比,金庸在《笑傲江湖》里写过《广陵散》的故事,也就是笑傲江湖曲谱。音乐家嵇康被杀后,广陵散绝于世。两位江湖大侠不服,就去挖古墓,找到古墓里的乐谱,改变成了笑傲江湖。

考古界这样的事情还不少。比方说年代发掘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澄清了很多问题。

关于尚书,最大惊喜就是“清华简”。

清华大学于年7月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被称为“清华简”。

经碳14测定证实,清华简是战国中晚期文物,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简的数量一共约有枚(包括少数残断简),在迄今发现的战国竹简中为数较多。

清华简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经“焚书坑儒”影响,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

现在还没有整理完,但已经完成的部分,足够震撼了:学者们在其中发现了真正的古文尚书版本。

例如《尹诰》篇即传世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专家将其与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大家体会一下(译文引自刘国忠:《走近清华简》)。

尹诰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伊尹已经来到了商汤这里,君臣二人都有纯一之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伊尹想到上天已经毁坏了夏朝),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夏朝的统治者自绝于民众,夏朝的民众也与他们国君决裂),非民亡与守邑,厥辟作怨于民(国君没有民众的拥戴就无法保有国家,夏朝国君给民众造成了仇恨),民复之用离心,我捷滅夏。今后胡不监(后:国君,这里指商汤。监:明,明白。这句话是说,可是君王怎么不明白这一点呢?)?”摯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我们能够协同我们的盟友,如今那些离开故土的人们都有回归的意愿。)汤日:“呜呼,吾何祚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我该怎样才能造福于百姓,使我的民众们不会违背我的话?)”摯日:“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实邑,舍之吉言。”乃致众于毫中邑。(君王您要赏赐他们,用夏朝的金玉财富来充实我们的国家,并把这些财富施舍给民众。于是商汤在毫的城邑中招来民众。)

相同的例子还见于《说命》篇。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

“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

然而,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也是后人编造的。

从“清华简”提供的证据来看,传世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伪造的,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古文尚书并不是鲁壁的版本)。

总的来说,《尚书》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有特殊地位。它记载了中华民族最初的历史记忆,形成了中华文化传统中最初的基因、最核心的理念。

虽然有些简单、质朴,但后世的*治思想,基本上就是沿着尚书所奠定的基础发展来的,所以是历代帝王将相必读的*治元典,对于今天的*治家也是非常有益的。

参考文献

《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

《四书五经》(世界书局年铜印本)

《史记》(中华书局年版)

《汉书》(中华书局年版)

《后汉书》(中华书局年版)

《朱子语类》(中华书局年版)

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皮锡瑞:《经学历史》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

钱穆:《国史大纲》

屈万里:《尚书集释》

王世舜,王翠叶:《尚书全本全注全译》

刘国忠:《走近清华简》

梁启超:《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陈梦家:《尚书通论》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刘起釪:《尚书学史》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

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

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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