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白癜风医院 https://m.39.net/pf/bdfyy/bdfzg/作者简介：何晓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年第2期（总第72辑）。
引子
长久以来，我们周边都流传着某些生肖不吉利或者某些生肖相生相克的说法。一般而言，作为科研人员，我们很少把这些“迷信”因素纳入研究的考虑范围。但当最近国家统计局报出年出生人口下降时，“替罪羊”的说法又甚嚣尘上。
所谓羊年出生人口少于其他年份的说法历来都有。至于为什么中国人认为“羊”不太吉利，解释有很多。本文无意去探究这些因素，只是希望借此机会与大家探讨一个更广义的问题：生肖真的有经济学意义吗？
假如生育是自然的，既没有外界干预也没有人为选择，那么每十二年一轮的生肖应该对人群的结构没有实质的影响。如果某一个生肖年份的出生人口少于相邻的几年，那很可能就是一个偶然现象。
在年之后出现的羊年一共有六个：、、、、、。就全国层面而言，除了和有较明显的“人口洼地”现象，其他年份并没有如此。换言之，至少没有很过硬的证据说明羊年的人口普遍少于其他年份。再者，这些羊年与重大历史事件重合甚多。年的人群受到大饥荒影响，年的人群受到文革动荡影响，年及之后出生的人群受到计划生育*策影响。凡此种种，即使我们发现了人口下降，也很难归因于“替罪羊”。
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对照人口数据检验其他生肖是否存在“吉利”和“不祥”的问题。按照我的经验，至今尚未找到这方面强有力的证据，也没有在经济学界形成某种共识。从这个角度说，争论和探索都将继续，这也是好事。
文献中的“生肖效应”
国内关于“羊年不吉利”的经济学讨论可以追溯到杜凤莲教授多年前的一项研究。该文最新一版为杜凤莲（），杜教授指出“中国民间认为羊年出生的女儿运气不好，结果羊年出生率会下降。而中国教育制度中没有关于班级大小的约束性规定，短期内中小学往往通过调整班级人数的多少来适应不同年份出生率的变化。这样，平均而言，出生在羊年的孩子就会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该文利用出生年份作为工具变量来估计教育回报率。”
这方面的探索工作在英文文献中也有案可查。早在年，WongandYung()就在EconomicInquiry杂志上撰文讨论香港的“龙年效应”，他们的基本逻辑是希望用明瑟工资方程证实（或者证伪）龙年出生的人会交好运（收入高）。更加接近杜凤莲（）的是Sim()关于新加坡“龙年效应”的论文。Sim()认为新加坡华人相信龙年出生的人会交好运，于是在高等教育资源短期内无法调整的情况下，激增的“龙宝宝”们长大后不得不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更少的教育资源。而这一外生变化可以用来做工具变量估计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据此，我们发现Sim()与杜凤莲（）背后的计量分析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但由于面对的对象不同，这一看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路却面临不同的命运。
当我的老师Sim开始着手写“龙年效应”论文时，我也曾想过要利用中国的生肖做做文章。但很快我就“自我否定”了。其一，在WongandYung()已经见刊和Sim()可能见刊的情况下，再用同样的思路做中国问题的意义被大大削弱了。其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我发现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口历史与中国大陆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大陆的几个羊年伴随着几次重大历史事件，如果用羊年做教育的工具变量，那么势必会陷入无休无止的论战。这一部分我稍后展开。其三，当时我对经济学研究的理解和对计量技术的掌握也许还无法很好地挖掘生肖更深层次的意义。与其把一个好题目做砸，不如暂时不做。
下面的内容分成两个主要部分：第一，我们从计量经济学的技术层面来讨论下使用生肖做工具变量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第二，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来探究生肖到底意味着什么。
生肖作为工具变量的问题
首先，正如“引子”部分所提到的，并不是每个羊年都是生育低谷。或者说，大部分羊年不是低谷。如果因为数据年份的原因，我们截取不同年龄段的样本做分析，得出的结果就会大相径庭。特别是当我们拥有了最新数据之后，通盘考虑建国后的所有人群，我们应该很难得出显著的第一阶段结果。而在WongandYung()和Sim()中，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生育率周期性变化存在。而且香港和新加坡没有类似中国大陆的计生*策，在数据时段内也没有发生重大的历史变故。
其次，即使我们选取部分生育低谷期的“羊年”作为工具变量，我们依然要面对一个大难题：如何证明这一切是外生的。以年的生育低谷为例，这一年正好是文革爆发后的第二年，如何证明是因为人们“避开”羊年生育而不是其他的原因造成年出生的人口在后来历次人口普查中都少于相邻年份？
再次，接着上面的讨论，比较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利用断点回归，将农历前一年的最后几天和农历新年最初几天出生的人群做比较。理论上，这两类人群除了生肖不同，其他情况应该类似。如果可以剔除潜在的生育选择可能（如剖腹产提前生育或使用药物延迟生产），那么利用断点回归方法识别出来的效应才更接近真正的“生肖效应”。
但是，在现实中，我们面对的数据却令人无奈。可以提供具体生日时间的数据（如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可用样本量有限，在做断点回归时样本损失会比较大。而、等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又只提供出生年月，无法精确到日。即使我们可以接受这一点，大样本数据也只有年的人口调查存在收入信息，使得断点回归只能利用该年数据来做。
为了简单验证断点回归的可能性，我利用年人口调查微观数据做了一次检验。年的2月1日是农历羊年的大年初一，所以我们观察年12月至年3月的人口变化来判断是否存在“羊年效应”。事实上，我们的确发现在年2月开始有人口连续多月的下滑。当然，这还不能直接证明人们为了避免生育“羊宝宝”而提前把孩子生在了农历马年。我们再观察年猴年的农历大年初一（年1月22日），可以看到年2月的人数有了很大的提升。上述两个证据暗示，在“马羊”之交和“羊猴”之交，部分人群做出了的生育选择，而这样的选择可能与羊年不吉利的说法有关系。
此外，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在不同地区“羊年效应”可能存在较大差别。在全国层面中无法证实的的情况，也许在某个局部就很明显。所以，我们不能用全国来推断某省某市的情况，反之亦然。
最后，因为生肖是可以选择的，不同背景的父母选择孩子生于哪个生肖年份也就不是外生的。JohnsonandNye()以美国的移民数据为基础，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现象。那些生于龙年（年）的亚洲移民确实具备更高的教育水平，但他们的母亲也拥有更多的教育年限和更高的收入。当我们把生育选择考虑在内，考虑标准明瑟收入方程里教育回报率的内生性问题，就会发现生肖并非一个符合外生性要求的工具变量。
综上，我们对照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检验了“羊年”作为教育年限工作变量的合理性。最终的结论是：第一，考虑多个羊年周期的情况下，“羊年”与人口规模相关性模糊（如图），进而与教育的相关性不强；第二，“羊年”在中国大陆包含太多*策和*治信息，无法干净识别生肖效应；第三，由于存在生育选择，“羊年”也不符合严格外生性的条件。
生肖到底意味着什么
尽管从技术上，使用生肖做工具变量也许会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不妨碍我们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