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1
《另起的新文化运动》
袁一丹著
采铜文丛
页，平装
ISBN：8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10月
内容简介
现代文学史一贯把《新青年》标记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然而鲁迅在《热风·题记》中却说，“新文化运动”是讥嘲《新青年》的人“另起”的名目，随后“反套”到《新青年》身上。本书从名与实的缝隙切入，追问“新文化运动”一词何时出现，是谁的发明？又如何被“反套”在《新青年》身上？“五四”与“新文化”是如何被“焊接”在一起的？
重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史，困难之处还不在于历史场景的还原。时至今日，我们完全有能力寻觅更多的历史细节，把故事讲得无比繁复。而真正的困难恰在于胡适所谓的“价值重估”，如何回应中国当下的思想氛围，重新检讨“五四”一代的立场。没有一个新的价值旨归，大概只能修补原有的叙事模式。
“五四”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基石。长期以来这块奠基石过于稳固，以致我们忽略了它的存在。当“五四”的历史地位逐渐松动，变成一块“滚石”时，既给学科带来前所未有的思想危机，而在危机中或也蕴含着自我更新的生机。
作者简介
袁一丹，重庆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及近代思想史研究。近期研究课题包括：1.“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史；2.抗战时期沦陷区研究；3.北京都市研究。曾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华文史论丛》《读书》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已出版学术随笔集《此时怀抱向谁开》（六合丛书）。
目录
引言松动的“起点”
第一章“新文化运动”的名与实
一“反套”在《新青年》上
二“五四”：“文化”还是“武化”
三研究系与北大派：“争个你偏我正”
四学衡派的张冠李戴
第二章新文化的运动机制与权势落差
一纵的持久与横的扩张
二文化运动与地方新政
三新文化的金字塔
第三章新文化人的自我改造
一从“半侬”到“半农”
二“耻辱的门”
三陆沉中的自我救赎
四“瓦釜”之声
五“战士”与“文娼”
第四章交换广告中的新文化联盟
一新文化的“地方代理”
二“五四”前后的杂志联盟
三阅读共同体
四民初杂志界
第五章重构文学革命的前史
一最后之因还是个别之因
二科学救国抑或文学救国
三视同“阑尾”的《去国集》
第六章作为社交手段的新诗
一新诗的自我窄化
二受质疑的送别诗
三“社会化”的修养
四诗可以群
五海外组党的挫败
第七章新文学家的游戏笔墨
一《何典》的再出土
二疑古“废话”
三从字体到文体
四“射他耳家”
第八章创造一种新的可读性
一系于声气抑或文义
二亚东版《水浒》与金圣叹批点
三眼的文学革命
第九章心理实验与汉字命运
一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聚光灯外
二横读与直读之争
三仪器背后的原理性思考
四汉字的“格式道”
参考文献
后记后《另起的新文化运动》
丨袁一丹
所谓“另起”既非彻底翻转，亦非旁逸斜出的叙事策略；而是在原有图纸上，由点及线，由线及面，通过局部的重绘，改写新文化运动的整体图景。重绘时，较有把握的是个体的点，及点与点连成的线。面与体的重构，仍是未完成的工作。本书缺乏连贯的历史叙事，缺乏结构性的分析框架，破大于立。我试图采集结构的“剩余物”来解析结构的特性及运作机制。所打捞的“剩余物”包括被删改的历史记忆、被压抑的精神气质、被排挤的边缘人物、不被承认的文体等。
缺乏结构的焦虑促使我思考结构和剩余物的关系及如何呈现结构。本书所做的种种尝试，意在搜寻新文化系统中的“隐藏文件”，如“武化”之于文化，刘半侬之于刘半农，康洪章之于康白情，《去国集》之于《尝试集》，上海新潮社之于北大新潮社，游戏笔墨之于正经文章。这些“隐藏文件”显露出新文化系统的两面性，既有开放的一面，也有封闭的一面。修复“隐藏文件”的目的，不是将剩余物回填到结构之中，而是用剩余物向结构提问。所叩问的结构，同时指向新文化运动的“名”（历史叙述）与“实”（历史过程）。
这本书可视作文学研究“历史化”的产物，又是对这种趋向的反拨，或说自我纠偏。文学研究往何处去，“历史化”的得失利弊，是始终萦绕在我心中的问题。我自认为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者，但回顾近十年来研究路径的偏移，仍与文学研究的“没落”，特别是现代文学的学科焦虑有关。本书各章的研究思路，按写作顺序看，摇摆于文史之间。早先不满于单纯的文学研究范式，总有“走出去”的冲动。这一时期主要从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偷师”。我喜欢跑野马，思想史研究对我而言，意味着更开阔的驱驰空间，一旦走出文学史，可遇见更为纷繁、有趣的人事物。
长期亲近思想史，多半是不自觉的跟随、模仿；近年来的选题，开始有意识地“回撤”，与其说是回归文学，不如说是回归文本。回归文本，也是我与“新文化运动”相遇的契机。当初面对宏大叙事的自信，仅凭单一文本的支持。鲁迅《热风·题记》既非文学经典，亦非稀见史料，不过是一个杂文集的副文本。这种读书得间的快乐，可遇不可求，但给我与大历史对垒的勇气，不相信第一等的题目已经做完了。尽管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研究空间确实有限，只要肯虚心读常见书，不必依赖新材料，也会发现题目俯拾皆是。所谓历史空白不一定非得降格以求，去找小一号的研究对象。在已被层层叠叠的历史叙事覆盖之处，未尝没有大家视而不见的空白。
从历史“回向”文学，不是防御性的退守，而是换一个方向探索。这种“回向”恰是基于跨学科对话的深入体验。近年来围绕“五四”新文化这一共同议题，与近代史研究者交流频繁。彼此在问题与方法上不乏共识，甚至研究对象也有交叠。这种趋同感让我隐隐有些不安。持续的跨学科对话，唤起我此前相对淡漠的学科意识。在这种场合，当被贴上文学研究者的标签，我不得不思考：文学研究能为邻近学科、为普通读者提供什么不可代替之物？文学研究区别于历史研究、社会科学的特质何在？一般人对文学研究抱有怎样的期待，又怀揣何种成见？文学研究者的立足点在哪儿，看家本领是什么？在跨学科交流中，有感觉融入、心通神会的时刻，也有感觉憋闷、自我怀疑的时刻。现在看来，反倒是那些失语的时刻，更显出跨界的意义，不是寻求他人的承认，而是反思自己的位置。
这本书的起点可追溯到年完成的本科学年论文，讨论“五四”前后刘半农的自我改造。之所以选择刘半农，是看重他与“五四”时代格格不入的部分，即其作为“红男绿女”小说家的前史，以及被《新青年》同人轻视的洋场才子气。从刘半农身上，我发现新文学的排斥机制及自我压抑的面向，自此留意倾听“五四”大合唱中的不和谐音。第七章以刘半农重印《何典》为线索，探讨新文学家的游戏笔墨，也是这一思路的延伸。
年完成硕士论文《新文化运动发生考论》，适逢“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临近，陈平原老师准备增订《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强调“五四”成于师生两代人的合力。“五四”学生一代中，我认领了康白情和张厚载，二人都有“溢出”新文化之举。由张厚载可串连起北大内外的新旧之争，当时搜罗了不少材料，可惜未能成文。以新诗为社交手段的康白情修正了我对新诗人的刻板印象：新诗人不一定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零余者，也可以是在多重社会关系中游刃有余的活动家。
博士期间，我的主要研究精力转向抗战时期沦陷区研究。本来在“五四”已有一定的学术积累，如果沿着硕士论文的思路持续推进，这本书的面目会大不同。搁置“五四”，另辟战场，不无影响的焦虑。若一直在晚清与“五四”间徘徊，恐怕难以跳出导师的论述框架，而沦陷区研究则是片荆棘地，需自己重起炉灶。直到年博士毕业以后，我才从沦陷区研究抽身出来，试图重返“五四”。这期间“五四”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思想史、概念史、阐释史、社会史、地方史都蔚然成风。此次修订旧作，我尽量在注释中补入近年相关研究成果。
时隔多年，能重拾新文化运动这个题目，得益于硕论写作期间打下的文献基础。至今我的电脑中仍保存着当年在北大图书馆拍摄的数千张旧报刊影像。随着晚清民国报刊数据库日趋成熟，研究者不必跑图书馆，就能检索到大量冷僻材料。但单凭数据库检索堆砌出来的论文，似缺少一种历史氛围。在缩微胶卷上看材料，跟一页页翻原刊、十指乌黑获得的历史现场感，毕竟有所不同。当你摊开一张脆黄的旧报纸，上面蒙着层薄灰，你不由得去想上一个翻阅这张报纸的人是谁。从时评社论到副刊的小说、剧评、漫画，更有意思的是杂七杂八的广告，这些与你研究题目看似无关的材料，渐渐发酵成弥漫性的时代氛围。在我看来，翻旧报刊不单是为了找材料，它有一种额外的意义，为重访者设计意外的相遇，让其在细微处领会时代风向的流转。泡在过刊阅览室，漫无目的地泛览，时而侧耳听窗外白杨树哗啦啦作响，让我对“五四”前后思想风气的演变有了更真切的体认。这种不计时间成本的研究状态，似乎再也回不去了。
刚工作那几年，教学任务繁重，没功夫泡图书馆。教研室里有几册《新青年》《新潮》的影印本，每次到学校上课前，抽出一册随便翻翻。来不及读长文，只能走马观花，顺手拍下各类交换广告，在碎片化的工作状态中写成《杂志联盟与阅读共同体》一文。
近年写作的第五、八、九章，涉及文学革命的前史、标点符号、书写形式、汉字存废等议题，是有意从历史退回文学的尝试。想用广义的“文本”或“读写”的范畴，统合文学与历史。希望能以退为进，于字缝间捕捉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史感。若能读出纸背文章，形成属于自己的史感，则不致囿于文、史的学科边界，也就无所谓“走出”还是“回撤”。
本书各章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上。此次整合成书，对正文及注释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增订。（各章原题及出处此处略去）
这本书的结集出版，可略微偿还部分学问的“负债”，要感谢一直以来携引扶持我的诸多师友。这些师友当中，最早的负债要算把我领上学术道路的王风老师，首先是还不清的酒债，更还不清的，是他在时间上毫不吝啬的投入。我学术上的另一重负债，来自我的硕博导师陈平原教授。陈老师关于“五四”新文化的研究思路与价值判断，构成本书重要的精神支点，也是我进入这一领域后不断返顾、与之对话的思想参照。夏晓虹老师对梁启超及晚清社会的深入研究，为我理解研究系的转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背景。在陈老师和夏老师那里，我学到的不只是具体的知识、方法，令我终身受益的是把读书写作当作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
这本书有大半篇幅完成于燕园，有赖于北大中文系十余年的学术滋养。在此要特别感谢自本科以来指点我、鼓励我的高远东、吴晓东、贺桂梅、姜涛诸位老师。北大给我闯荡江湖的底气，在任何学术场合都不会犯怵；教我不必追赶潮流，不惧怕失败，走自己的路，慢一点也没关系。
感谢首师大为本书提供出版资助，文学院给我一个宽松自在的学术环境，可以相对超脱于体制内的游戏规则，全身心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中。更要感谢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张志忠、张桃洲、李宪瑜、孟庆澍诸位老师，这些年对我学术生活的提携与关心。相信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心的成立，会为我们教研室同人提供更开阔的发展平台。
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让我能在更大的知识版图中反思“五四”的历史价值及文学研究的困境。感谢邓小南、渠敬东、朱天颷等老师的照拂，使得我有机会先后在北大文研院、浙大高研院驻访。本书部分章节曾在近代史的学术会议上报告过，得到张仲民、戴海斌、瞿骏、高波、周月峰、沈洁、赵妍杰、徐佳贵等师友的批评指正，受益良多。还要感谢我的同门，郑勇、张治、季剑青、张丽华、彭春凌、卫纯、李浴洋等对我的长期支持。
最后感念家人对我学术事业的理解。我和陆胤研究领域相近，常是彼此论文的第一读者，能领会对方的用心，也能看出文章的破绽。但陆胤对我更大的帮助，却是在学术之外，那份对日常生活的耐烦心。学术是个无底洞，会侵占你的生活空间，吞噬掉普通人的幸福。我们努力在学术与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唯有在相对稳定的生活节奏中，学术之路才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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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联学术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