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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系统与去象征化问题
[英]许煜
雅克·埃吕尔(JacquesEllul)是谁?是预言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神学家?我们应该怎样阅读这样一个在其丰富的职业生涯中扮演着多重角色的多产作家呢?阅读他的理论框架并以后现代理论挑战他,或者把它与彰显现代性特征的不同学派的理论进行链接吗?我的研究采取了第三种方法,即适应于吉尔·德勒兹(GillesDeleuze)的研究,使其创建一致的概念,让我们能够复兴对现实的理解(understandingofreality)。不可否认的是,技术本身是现实转化的源泉,这促使我们不断重新思考我们生活的环境。本文着重分析埃吕尔所研究的技术系统(technologicalsystem)理论,特别是符号化(symbolization)和去象征化(desymbolization)方面,即关于人类从自然界分离出来的技术进化理论。一方面,这个系统具有一个永久的分离的特征。它把人类带入汪洋大海之中,在那里人们不再能够确定自己的土地也不能到达看似如此亲近的地平线,由此演绎着尼采(Nietzsche)的快乐的哲学(TheGayScience)。另一方面,这种分离向我们呈现出当代的现实状况,让人们承受自己一些特异性形成的风险,我们必须逐一或完全地去应对风险。
埃吕尔技术系统的概念化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式,用以调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援引吉尔伯特·西蒙栋(GilbertSimondon)的词汇,即技术现实(technicalreality)。技术现实包括我们居住的技术的现实世界,这是一种存在性的分析(existentialanalytic)(如海德格尔仍然坚持它对今天社会的重要性),只能重新承认我们实际上是技术系统中的个体。技术现实从来不是静态的(static),我们需要对埃吕尔的技术系统给予当代的重新审视,这对评价技术系统至关重要。
这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技术系统和埃吕尔去象征化的理论的关系。第二部分通过讨论埃吕尔的灵感来自于西蒙栋思想,探讨今日面对的技术系统,评估技术系统和去象征化问题。第三部分考察另一位法国哲学家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的技术系统,他也是受到西蒙栋的启发。这些步骤有助于把埃吕尔的理论引入当代的技术现实。
图｜JacquesEll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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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System#
技术系统的进化
对埃吕尔的理解主要依托于《技术系统》(TechnologicalSystem)一书,此书出版于年,已于年翻译成英文。在此书中他提出了技术存在于环境和系统中的观点。这种环境容易被人理解,它从我们周围的人工产品体现出来。一个技术系统显示着不同的东西。鉴于不断进化的技术系统,埃吕尔提出,去谈论一个单一的(single)技术毫无用处,我们必须掌握一个整体性的技术系统。他的技术系统理论由技术现象及技术进步组成。其进步理论不是人们通常理解因时间(推移)而进化,而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客体本身的力量,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构成了它们的进步。技术系统在这个意义上不再把某客体或技术集为一体,而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推动着技术的谱系。更为关键的是,埃吕尔认为这样的技术进步就是去象征化过程(theprocessofdesymbolization)。简单地说,技术进化系统的特征是旧符号的破坏和新符号创立之间的辩证运动。这可能听起来类似于欧内斯特·卡西尔(ErnestCassirer)的著名观点,文化是一个在已构形的结构与正在构形的结构之间的连续性运动。但埃吕尔的理论不同于卡西尔。在埃吕尔看来,去象征化和技术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理论。
考虑到符号化和去象征化的意义,以及技术系统和仪式(rituals)之间的关系,埃吕尔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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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化的功能不再证明特殊的人类力量。它现在服从于一个已经被人所创建的不同的命令、不同的功能。该功能已被执行并充分证实了技术现在正处于人的环境之中(否则,他会觉得没必要操作这个连接符号)。”
我们从人类学的意识(anthropologicalsense)(出发),将很容易地识别出去象征化概念。符号化是一个通过人工物品,如图腾(totems)、雕像(figurines)等等,创建人与自然、神、或精神之间相互联系的过程。正如埃吕尔阐述的那样,在特定的文明中,禁止在地面上使用铁制工具工作,因为自然被设想成为母亲,而铁制工具(irontools)被认为是有害于自己的母亲。地球作为一个母亲化身(motherfigure)的符号象征,她超越了技术系统适应不同文化的因素,比如战争和饥荒。符号,成为不同权力调解中介,包括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被淘汰的宗教践礼(ritualpractices)。去象征化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化过程,产生一个高效、自动的(efficientandautomatic)技术系统,并作为传统价值观(traditionalvalues)和生命形式(formsoflife)的交换形式。
然而这是对埃吕尔过于简单的解读。相反我们应该回到西蒙栋,他直接启发了埃吕尔技术系统概念(的形成)。通过回到西蒙栋,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埃吕尔的一些潜在的去象征化方面的思想。它也是回应埃吕尔为了研究技术系统的命题,人们必须走入技术系统和其特异性。埃吕尔借用西蒙栋的观点并充分体现在他的《技术系统》中,他广泛引用西蒙栋的观点,尤其是在“技术作为一个系统”的章节中,反复参考了《技术客体的存在形式》(OntheModeofExistenceofTechnicalObjects,即西蒙栋年的博士论文的补充说明部分)。
但首先应注意一些有关技术系统的英语翻译。埃吕尔术语中是lesystemetechnicien,字面意思就是“技师的系统”(thetechniciansystem)。我理解埃吕尔使用技师(technician)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依据技术理性的文化中,它不再受制于道德或宗教的判断。技师们正在生产技术理性(technicalreasons)的文化。因此,如果通过技术我们仅可以参考基础设施、机器和各种各样的人工客体(artificialobjects)的话,那么,文化就比技术有更多的技艺功能。技术系统的诠释不应仅仅作为对人工客体整体性的理解,还应包括在技术限制范围内的理性操作。
在《技术客体的存在形式》中,西蒙栋提出一个叫做“机械学”(mechanology)的概念,“机械学”是通过完美的世系以探讨技术客体的存在。机械学表明技术传统的概念化是作为错误文化的对抗,相反,文化即为科学和技术(的文化)。西蒙栋通过技术的进化来描述这个世系(lineage),通过李·德·弗雷斯特的三极管(LeedeForesttriode)的例子,他提供了一个逐渐递增的具体化客体的说明。三极管(thetriode)是二极管(thediode)(即控制直流电流的装置)进化的模板。最简单的二极真空管(vacuumtube)阴极被加热,激活并释放着电子;阳极(theanode)是带正电荷以致于它能从阴极吸引电子。如果电压极性是反向的,阳极不加热,则不能发射电子因此也没有电流通过。而三极管把网格置于阳极和阴极之间;一个直流电(DC)可以把一个偏压输至网格(thegrid)上:负极(negative)排斥一些电子回到阴极,因此起到了一个放大器(anamplifier)的作用。西蒙栋提出三极管并非源自二极管,而是“电极的不可逆性的条件和电荷穿过整个真空管的传输的现象”(Simondon,)(见图1)。
技术个体(technicalindividual)就是适应一个外部环境合并到其运行中的技术客体。这个外部环境被西蒙栋称为“组合环境”(associatedmilieu)或成为其功能性的环境。例如,西蒙栋经常援引的Guimbal涡轮(turbine)(以发明的工程师命名)。为了解决过热和能量损耗问题,它使用石油润滑发动机就如河水保护其部件一样,作为冷却剂来使用(Simondon,)。河流在这里是一个组合环境,因为它也是系统的一部分,但不是机器的元件。西蒙栋的技术客体方法不同于过去的哲学家和现象学家,他并不认为技术客体(thetechnicalobject)是一种刻意的意识(consciousness)产品,而是使它凭借自身力量去验证和完善的客体。他提议研究技术客体本身的进化,生物意识(biologicalsense)应少于机器的意识。一个技术客体要恢复其物质性(materiality),达到不同程度的具体化(concreteness)和完美化(perfection),与控制论术语“控制”(control)形成鲜明对比。技术客体构成了整体;他们还创建了次级组合环境(secondaryassociatedmilieu),维持着连贯性(connectivity)和亚稳定性(metastability)的技术整体。技术整体或技术整体团体构成了埃吕尔所谓的技术子系统。以运输技术为例,包括道路基础设施、标识等等。然后这些子系统进一步形成了技术系统的基础(thebasisofatechnologicalsystem)。
技术系统的这种方法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不同技术整体之间不同关系物质性的去象征化过程。去象征化的过程包括创建一个新类型的物质性(newkindofmateriality)。例如一个机械系统的滑轮和车轮(thepulleysandthewheels)之间,现代电子设备的光缆(opticalcables)或电子电线之间的链接等等。去象征化必须被视为物质性的出现,弥补了传统中介形式的弱点,促进控制与效率的概念(的形成)。技术系统也在为共同的一致性不断地争取,允许建立物质的联系(materialconnections)。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控制论运动试图找到在逻辑(logic)、信息(information)和信号(signals)之间的共同点,把人类带入一个技术系统中。最后,系统将所有元素(elements)进行了控制。埃吕尔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如他称赞西蒙栋的那样/p>
“西蒙栋极好地在多个层面展示了因果进化(causalevolution)的过程。首先,当技术客体进化时,它会抑制技术客体并证明是障碍的副作用,专业化给每个结构提供作为一个‘积极的合成功能性单元’(positivesyntheticfunctionalunit):‘具体化的技术客体不再与自己对抗,它已没有副作用(secondaryeffect)以破坏整体的功能。’因此,技术本身在自己的运动中消除任何阻碍其完美实现的东西;这是一个没有外部干扰的进程。”
这就是以上所提及的自己运动中“消除”(elimination)的过程。生产一种新的物质必须绕过旧的控制,就像体力劳动被电气化机械力量(electrically-drivenmechanicalforces)取而代之,符号的调解被直接的控制所取代。因此埃吕尔总结道/p>
“结果是:逃避符号化,因为在现代艺术中,手工符号化(artificialsymbolization)(瞄准技术性真的完全毫无用处和毫无意义,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对技术环境的理解、解释和控制的方法不能在符号化中发生。对于自然环境而言,在功利主义技术(utilitariantechnology)的主导下,符号化变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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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System#
数据处理和技术系统
在我们去探讨去象征化的第三个特点之前,我们必须重建对技术现实的理解。我们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今天技术系统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或者更准确地说:什么是产生联合技术系统的新物质?我们可以回答道:是数据(data)的生产和加工。事实上,上世纪70年代末期,远在因特网出现之前,埃吕尔已经发现了数据处理的重要性,作为一种进一步广泛开展的去象征化的力量。他说/p>
“有了计算机(的生产),一种技术整体的内部系统学(systematics)应运而生,它可以表达其本身,操作各个层面的信息。它是通过互惠的和综合的信息协调各子系统(thesubsystems)(的关系)。这是没有任何人、人类团体和章程能够做得到的。”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注意到,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埃吕尔曾谈及不公开数据(closeddata)和开放数据(opendata)(的问题),欧盟30年后才把这个主题提上议事日程。尽管埃吕尔在《技术的断层》(TheTechnologicalBluff)中直接讨论的是信息问题(出版于年),但我认为埃吕尔正是在对数据处理的探查中,抓住了当代技术系统的物质性(问题)。当然,埃吕尔工作的那个时代,数据处理局限于很少数量的电脑且只有几个数据分析专家。目前,数据在不同行业中已成为技术发展的核心问题,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和互联网的接入,数据生产无处不在,并不局限于(少数几个)专家。这里让我引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科学教授迈克尔·富兰克林(MichaelFranklin)的关于用户数据的生产理论,从中我们可以窥视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数据的宇宙(theuniverseofdata)/p>
“例如绝大多数微博,生成于人们在键盘(keyboards)或触摸屏(touchscreens)的手工操作,一次性可创建个字符。随着数百万的活跃用户倍增,产生了骄人的信息数量。而且,驱动数据可以自动生成页面视图、广告曝光、广告点击、视频视图等,由每个用户在网络上生成数千字符的信息记录。添加数据通过潜在的基础设施自动生成(芝加哥新闻局、服务器、网关等),你可以快速找到自己处理的数据。”(被Lorica于年引用)。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意识到,生产数据是不限于用户生成的内容,例如那些搜索引擎(engines)和社交网站(networkingwebsites),如谷歌、脸谱网站等。事实上,数据收集也变得无处不在。不同的机构相应侧重于自然科学和医学科学(的不同领域),例如,从患者的记录到蛋白质结构(proteinstructure)生产的大量在线数据,允许他们更好地理解不同的模式和进行模拟生产(producesimulations)。新兴的大型数据库自动地进行产生,但被用户收集后使用到不同的传感器(sensors)上,如GPS、RFID等。这类型的数据往往被认为是“无意识”(unconsciousness)的,揭开了隐藏在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行为模式。所有这些意味着一个新兴数字环境和一个具体化技术系统(的诞生),其不同的实体可以被数字化(canbedigitized)并由数据所链接。
近年来我们听到很多关于“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的信息)。这些数据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原始数据,它们是无形的;相反,这些数据是被不同的元数据形式化。元数据(metadata),从字面上看,是关于一种帮助建立某些联系的数据。例如,《技术系统》这本书,它的元数据包括标题、作者、页码、ISBN编号、出版商、出版年等。有更详细的元数据方案,就有更多的链接被建立。公平地说,它的数据采取了更加具体的形式,比埃吕尔在上世纪70年代想象的还多。这些有形式化的元数据的数字实体是我所说的数字客体,在概念上是对西蒙栋关于技术客体理论的发展。
如果我们把计算当作一个认知的过程,正像艾伦·图灵(AlanTuring)、约翰·冯·诺依曼(JohnvonNeumann)和沃伦·麦卡洛(WarrenMcCullough)等作品所定义的那样,演算法和数据库就成为管理认知过程(cognitiveprocesses)的机制,而数据简直被电脑视为其“客体”。因此万维网(theWorldWideWeb)的创始人,蒂姆·伯纳斯李(TimBerners-Lee),在语义万维网(semanticweb)中提出了元数据形式化的名称,把这样一个技术系统叫做“全球的思维”(蒂姆·伯纳斯李,年)。人类也减少了计算的过程使之成为最终的数字客体。数字客体从而成为被电脑和人类用户认可的基本单元。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的构想。如果我们看看定义核心数据结构的脸谱网,就不会惊讶我们能找到被脸谱网工程师作为客体定义的所有的元素(图2)。
脸谱网(Facebook)由这些形式可确定的客体组成。脸谱网应用程序图表的理念就是要在不同的客体网络中建立联系。我们可以看到直观的例子,即每一本相册有照片,每张照片都有评论。评论所包含的属性有:作者、时间标记和信息以及其他项目。另一个核心概念是开放图表的协议,允许用户创建不同的连接平台。通过在另一个网站点击“喜欢”,脸谱网和其合作伙伴的网站将有数据出现并可产生用户的社交元数据(socialmetadata)的图形分析。其目的是创造数据网络(data-networks),允许这些社交网站可以创建用户的相关语境。换句话说,网络依次由多层元数据定义的数字客体组成。其外表依赖于复杂的系统和运算法则,却无法访问到用户并与他们互动。这些都是新型的工业客体,还不能走进技术社会的理论工作者的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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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System#
作为记忆系统的技术系统
我们之前讨论了去象征化不仅是消除符号(eliminatesymbols),而且也会产生新的符号(producesnewsymbolizations)。考察去象征化过程是实施技术系统的(过程),埃吕尔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capitalisticsociety)的新符号描述为:
“一方面,人的内在符号力量被排除,另一方面,所有消费(consumption)都具有符号性。技术系统是一个真正的宇宙,本身构成一个符号系统(symbolicsystem)。对于自然而言,其符号宇宙是一种虚构的宇宙,一个高级的映象,人完全创立了与这种自然世界的联系。”
然而,消费是有限度的符号化(symbolization)和去象征化的辩证过程。埃吕尔在描述消费主义(consumerism)作为全新符号化的特征时,似乎忽视上面所讨论的具体化问题。这就使“去象征化”成为一个“问题”,是作为此篇文章标题的所在。作为符号化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精神和心理而言的,它越来越多地受到移动的图像、声音和不同的技术设备所激发。如果你使用脸谱网,为用户而弹出的广告(theadvertisements)已经被数据所确定并显示其浏览的历史。也就是说,消费的背后存在着另一个已被具体化数据网络所影响的维度。那么什么是我们当前的技术系统新的影响因子?还不能称之为一个总控制或遵循吉尔·德勒兹所谓的让位于控制论的“社会控制”(controlsociety)。接下来的任务是理解控制后面的这个机制,探查技术系统的具体细节。在这里,我提议在埃吕尔的预言和另一法国哲学家伯纳德·斯蒂格勒的理论之间创建一个链接(alink),伯纳德·斯蒂格勒本身也曾受到西蒙栋的很大启发。
图｜BernardStiegler
伯纳德·斯蒂格勒()把技术客体和技术系统叫做三级记忆系统(tertiaryretention)。在这里我们可以区分两种类型的三级记忆系统:一个是“此在”(alreadythere)(海德格尔)的世界,它已经是一个技术系统,比如我们已经经历的生活的历史(基础)和物质条件。另一个是形象化的记忆(exteriorizationofmemories),这是在写作、印刷、模拟技术和现在的数字化中得以实现。数据处理是最重要的数字化成果之一。
三级记忆是对批判胡塞尔(Husserl)的时间意识观的一个补充。解释他的时间意识观(time-consciousness),可以假设我们正在听美妙的音乐。我们正经历光阴逝去的种种意识。在我们心中即时被记起的,是胡塞尔称为的初始记忆(primaryretention),明天还能记起的旋律(的记忆)叫做二级记忆(secondaryretention);这些记忆是以前瞻为条件的,包括对未来的期望和预期。三级记忆是对前两级记忆的补充,其大规模的记忆量通过数字化成为可能。但三级记忆是初始记忆的源泉,并支持二级记忆同时也是前瞻的源泉。在此意义上,我们看到了前面讨论的两种去象征化观点之外,还存在第三种去象征化的观点,能够启发(构建)技术系统内部的物质化关系。因为现在的调解过程(mediationprocess)是受记忆的控制,当他们不再是简单地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符号转换时,符号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是采取了根本的转移吗?因此斯蒂格勒和罗格夫(IritRogoff)写道:
“数字技术创建一个符号的新循环组织(organizationofthecirculation)。在这个新的模式组织内,符号的生产霎时间成就了工业,同时又服从于工业流程(industrialprocesses)。一方面,我们面临符号的生产,另一面则是这种符号的消费的难题,因为不可能消费一个符号。符号不是消费的客体;它是一个客体的交换、流通、超个体化路径的创建。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快产生我所说的超个体化短路循环(short-circuiting-oftransindividuation)。”
在充分欣赏上面的文献后,还需要考察西蒙栋所提出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概念,以及由斯蒂格勒进一步发展并提出的超个体化(transindividuation)概念,当然这使文章发生了转向。我们从中得出:去象征化和再象征化(resymbolization)过程,同时也是具体化和想象(的过程),不再纠缠语言学术语上的意义。在记忆中曾经的意义识别过程,现在可以通过操纵三级记忆进行有效控制,三级记忆指的就是数字客体或数据。去象征化使人类和机器进入一个共生的(symbiosis)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新的自然界被站在自然和技术的对立立场上的传统派所忽视。发生在这个方面的去象征化,不是意义的失却或被援引,而是由于新的路径所产生的意义的改变。符号不再是仅仅的表现,而是致力于对技术系统的控制功能,是人类和机器相互联系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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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System#
结论
以上试图阐述由当代技术系统的进化(theevolution)引发的去象征化的三个方面是:首先,虚拟化(deritualization)的人类学意义;第二,具体化(materialization)关系;第三,记忆路径的创建也是技术系统的一部分。前两点在埃吕尔《技术系统》中提到但尚未获得发展。第三点是用现代去象征化观点去整合埃吕尔的数据处理的理论。此理论的优点不仅仅是他的预言,更重要的是他试图勾勒出技术的循环周期(technologicalcycles),改变我们的文化和人类的本体论(theontogenesisofhumanbeings)。
去象征化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本文开篇对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命题,它也是一个技术客体的具体化过程(processoftheconcretization),即技术理性(technicalreasons)的具体化,并把环境的适应性扩展到一个技术系统(的范畴)。在埃吕尔、西蒙栋、斯蒂格勒那里观点不一,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关于在经济意义上的资本,而是关于机器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技术系统问题。对技术系统和它们的内在动力的理解是分析和理解当代文化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埃吕尔的《技术系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参考文献#
文章来源：《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八辑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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