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最佳药物 http://m.39.net/pf/a_4781479.html年2月22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给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发去了一封电文，编号“发”。电文主要内容是，“拟派史金波、白滨二同志于今年四、五月份前往宁夏调查了解、收集西夏文、史资料，并与贵馆协商共同编写《西夏文字典》和整理、研究西夏文资料等问题。”该电文同时发给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文教局，编号同，字句基本接近，唯在纸张左下多标注有“76.3.18重发此函（据说该单位未收到）”。除此两电之外，笔者还见到编号“发”的报告电文一份，单面钢笔书写，稿笺纸五页。该报告发给学部科研组，执笔人不详，无报告时间，主要汇报“发”两文提及的拟派史金波、白滨二同志外出调查西夏文史资料的细节。
西夏学作为一门“绝学”，经百余年来的努力，已日渐成为“国际显学”（杜建录语），但在年还是一门颇为寂寥的学问。电文及报告中的主角史金波先生和白滨先生，当年一位是王静如先生指导的西夏学专业第一位研究生，另一位是王先生的助手，如今都已成为西夏学界卓有成就的大家。此三封电文稿均为某拍卖网站所见，故纸沧桑留存不易，三文相互间正好有联系，且提到的一些细节具备琢磨价值，因此稍作分析。
民族研究所致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发文
民族研究所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教局发文为何寻夏“发”的报告电文列举此次调查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抢抓西夏学研究的主动权，急需搜集有关西夏历史文字方面的资料，写出有分量的文章。二是为学术发展，研究古代民族史和古文字应当走出去，到当年西夏活动过的地方去做实地调查。实际上，报告提到的两个目的只是调查能够开展的部分因素，这次考察可放到历史背景中，特别是西夏史研究的发展脉络中理解。
年、年，沙俄的科兹洛夫两入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古城，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文物，后来苏联学者首先进行整理研究，涌现出伊凤阁、聂历山等一批西夏学家。我国西夏学的研究首推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父子。罗氏父子之后的代表可举出史金波、白滨二人的导师王静如，在20世纪30年代初发表《西夏研究》1—3辑，内容涉及广泛。总体上，或可称起步稍晚，但还算不迟。
到二战后，苏、日等国相继恢复西夏研究，我国西夏研究则进入空档期。五十年代，中国的西夏研究几乎是空白，四川大学吴天墀先生可能是特例之一，于年完成了《西夏史稿》的初稿。六十年代初，王静如先生又开始了西夏文史的研究，招收研究生，加强西夏学研究队伍建设。年，史金波从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毕业，成为王静如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此前，白滨已开始担任王静如的学术助手。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织敦煌西夏洞窟调查，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重新进行了系统考察。活动由常书鸿、王静如先生主持，宿白先生作顾问，李承仙任秘书长，参加人员有民族研究所的史金波、白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万庚育、刘玉权、李侦伯，甘肃博物馆的陈炳应。这次调查对相关洞窟从文字题记到艺术风格进行科学记录和研究，拓展了对莫高窟、榆林窟范围内西夏洞窟的认识，“这是把西夏考古、艺术、文字、史料结合在一起的一次成功的研究尝试，不仅开拓了西夏艺术研究，还在西夏学的进程中首创多学科合作研究，汇集不同学科的专家，采用综合研究方法，取得重大进展”。（史金波：《西夏学概说》，《西夏学（第一辑）》，第页）对史、白二人而言，这次考察留在心中的是西夏研究的火种。
此后一段时期，国内的西夏研究呈停滞局面，缺少研究者、缺少文献记载以及实物。反观国外，西夏研究的新资料多，专家多，成果多，似乎研究西夏的重心已在国外。进入七十年代后，西夏研究逐渐迎来了一个缓慢“复苏”时期。从根本上来说，西夏研究的恢复源于国家对西夏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即西夏是中国的王朝，中国应该进行主动的研究，而在已经落后的情况下，应尽快恢复并加强研究。“复苏”更直接的推动力量，则是专业研究人员的学术自觉与担当。当时包括苏联在内的西方学术界，存在将西夏归入中亚历史范围，把西夏视作独立的民族国家、中亚国家的观点认识。中国学者则认为西夏是中国的一个王朝，党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民族，西夏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在西夏研究方面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就要拿出过硬的学术成果，在新资料大多藏于国外的不利条件下，发挥“地利”，开展实地调查，了解西夏当年主动活动区域的山川地理，寻觅散于西夏故地的各类材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做法。
这次调查能展开也得益于一些长期准备与新变化。例如史金波一直在克服困难坚持学习，特别是回到北京后“有意识地利用当时的空闲时机，有计划地做西夏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为恢复西夏学做准备”。（《西夏历史文化钩沉》，第页）他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