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放羊娃到我军中高级指挥员追忆我的父 [复制链接]

编发：拂晓哨位（fxsw）

来源：段治国供稿编辑：晁文军

段世清离休前照片

我的父亲段世清，一九一九年农历十一月十九号出生在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一九三四年在陕西延安参加革命，次年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放羊娃成长为我军中高级指挥员，戎马生涯一生充满磨难和传奇。

一、苦难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不知我们家哪一辈人开始生活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和杭锦旗一带，给当地王爷牧主放牧、讲蒙语，过着和蒙古人一样的生活。自己也说不清楚是“走西口”的汉族人还是原住的蒙古人。我的爷爷不成器，染上吸鸦片赌博的恶习，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全家人生活重担落在奶奶、父亲和仅比他大两岁的大姑姑身上。

从五岁开始，父亲就和大姑为牧主放牧，承担养家糊口的担子，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自打记事起，父亲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能避风遮体，参加革命前没有穿过鞋，光脚放牧。长年累月地奔波全部脚指甲被踢坏了，长好了再踢坏，最终脚趾甲完全畸形。直至晚年，如果不专门修理，脚趾甲会往肉里长影响走路，而由于长期没鞋穿，10个脚趾头的神经也被破坏，修指甲时用力不当伤到肉里出血，都没有疼痛的感觉。

年，北方连续大旱，地里颗粒不收，草原寸草不生，为了活命，父亲一家随着逃难的灾民从鄂克托前旗来到陕北神木，由于是牧民出身，不善农耕，收成微薄，加之当地恶霸地主的欺负，诬陷父亲偷了他们的谷子，夺走他们开垦的几亩荒地，抢去他们打的一孔土窑，生活再次迫使父亲全家逃荒要饭。

年，10岁的父亲跟随全家逃到延安县的南泥湾、麻洞川、临镇一带，居无定所，靠打工放羊生活，万般无奈之下，奶奶只好将只有12岁的大姑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后来小于父亲三岁的二姑也当了童养媳，而那个不顾家的爷爷借口自己不会种地，不服延安水土，说回蒙古草地去看看情况，一去不复返。这也是奶奶、父亲、姑姑们生前很少提起爷爷的缘故。当年南泥湾至临镇一带极其荒凉，少人烟，多茂密的梢林，林地里有当地人叫做的圪针的植物、四棱有刺，刺尖锋利、毒蛇虫蝎出没，奶奶怕父亲光脚放羊再受伤，捡人家扔掉的破鞋，修补后让父亲穿上，性格倔强的父亲，无论奶奶怎么说也不穿，父亲说“那是别人的，我不穿”，父亲骨子里流淌着蒙古草原民族及陕北人特有的性格。虽然父亲一生不爱说话脾气倔强，可对奶奶的孝敬是有名的，每当黄昏收了羊，关好圈，干完东家布置的各种杂活，手提一根棍子，壮着胆，摸着黑，几十里路上怀揣东家给的玉米面糠窝窝、小米饭，凡是他认为是好吃的东西，都会拿回去给奶奶和三姑。每逢过节、过年东家给点肉，更是自己舍不得吃一口，想尽一切办法都要送回去，父亲孝敬奶奶的事影响了我们这几代人。苦难的揽工少年，放羊回来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等着父亲去干，担水、劈柴、喂牲口、垫圈永远干不完的活，给牲口鍘草擩草时将右手食指鍘掉，只能找一条破布将伤口裹起来，放羊时掉到地坑里把脚踝关节崴坏，地主一天也不让休息，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起早摸黑的给地主干，小小年纪尝遍人间的辛酸苦难，地主稍不如意不是打就是骂，这就是父亲的童年和少年苦难。也砥砺了他的身心和体魄。

年，14岁的父亲已是1米8的个子，在延安南川是有名的稚气未脱的美少年，仪表堂堂的男子汉了。少年时的父亲也有过和我们一样儿时顽皮捣蛋的故事，偷吃东家抱窝的鸡蛋，故意打烂东家的尿罐，在山里放羊时，逮到一只刺猬，乘没人注意，放进地主的窑洞。夜里地主起夜下炕，一脚踩在刺猬身上，把地主扎得嚎叫起来，还以为是毒蛇把他咬了，地主婆赶紧点灯查看，大声呼喊父亲捉蛇，当看清只是只刺猬时，惊魂未定的地主才松了口气，但是几天也走不了路，父亲却偷着乐，睡在炕上笑的嘴都抿不上。打野鸡套兔子，也会与同伴打架，是童心、是少年懵懂情怀，恶作剧是父亲对地主剥削阶级最朴素最原始的反抗。

二、走上革命道路

年秋，陕北革命领袖之一的马文瑞，受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秘密在延安县南川一带宣传革命，鼓动劳苦大众造反革命，扩大陕北红军队伍，这就是陕北历史上称为“闹红”的时期。

14岁的父亲听了以马文瑞为首共产党人的革命宣传，没有上过一天学的父亲，其实，对那些革命暴动翻身当家作主的道理并不懂，只是从小受压迫受剥削从他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觉得打倒了地主没有了剥削没有了压迫，有穷人的好日子过，是他梦中的期盼。在陕北延安县麻洞川乡，一个叫拐的三户人村庄，父亲接受了最基本的马列主义参加了秘密的革命活动，成为党组织的地下交通员，多次往返黄龙山，为以土匪身份作掩护的党在陕北的一支秘密队伍——郭宝珊的部队送信、联络。那时候从延安麻洞川去黄龙山交通不便，川道不能走，有白军把守，只能翻山越岭钻梢林走险路。当地下交通员，既要勇敢还要灵活吃苦，组织上又没有路费给你，每次去黄龙山，先准备几天的干粮，几个玉米面窝窝、糠窝窝、小米干饭，渴了就喝山里面的流水，夜里睡山洞，废弃的窑洞、草丛。组织上一句话去送信，吃穿住行都是自己想办法，根本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革命神剧”，“抗日神剧”中的那种地下工作者，吃得好、穿得美、玩得潇洒、神来神往、刀砍不伤，枪打不死动不动有美女陪同，如果真是那样还何须革命呢。不仅去黄龙山这样，去哪里送信都一样的苦，从黄龙山返回时郭宝珊也是给几个玉米面窝窝或小米饭一包，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朴素的阶级感情是做不到的。

年，父亲在马文瑞等人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父亲和延安县南川南泥湾、金盆湾、松树林、麻洞川等地12个青年参加红军，马文瑞说你们12个就是咱们陕北红军游击队12支队〔1〕，由于父亲身材高大硬朗，加上党对他的了解，任命为12支队支队长。父亲一天兵没有当过，却成了没有一支枪、一把刀、一杆红缨枪的、没有统一服装的支队长。这12个人中只有父亲一个人在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还在革命的队伍中，他们中间有的为中国革命献出生命，有的背叛了当年的誓言，无耻投降了敌人，有的无声无息脱离了革命队伍，从此父亲在党指引下走上了与人民军队结缘的终生道路，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入党誓言，把一切献给了党，一生献给了人民军队的建设，献给了光辉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三、搞武器，发展红军

12个人的红军队伍，组织上不发一枪一刀，不给一件军装，没有当过一天兵的父亲，又被委任为支队长，他一天学也没上过，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怎么能当支队长呢？马文瑞告诉他“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穷人队伍的官就要由受苦的人当，不仅要当，还要当好，你这个官儿是为咱穷苦人当的，要想一切办法武装自己，搞枪，配合其他红军队伍在南川开展游击战，最终还要发展壮大”。一时间枪从哪来？怎么样武装自己使这支只有12个人的红军游击队真正成为一支武装力量，父亲与其他11位战友冥思苦想，不仅要搞枪，也要解决12个人的经费来源。终于机会来了，麻洞川乡雨家崖底村的大地主，民团团总石耀长，要雇人修建庄园，保护自家的安全。石耀长虽是南川较大的地主，又是民团团总，但平时作恶不多，欺压百姓的手段隐蔽巧妙，民愤不大，加之读过书有文化，早年又在外做生意，对共产党对红军有所了解，暗地里也曾帮助过延安南川地下党，这次加固庄园工程较大，包括加宽加高加固院墙，修建碉堡瞭望哨楼，以及团丁10间住房的新建。父亲得知这个消息，连夜找到石耀长，表明身份，提出工程由他们承揽，建材由石买，工钱不要，管吃管住，每人做一身衣服（只是为了统一服装，并没见过红军衣服的样式）向团总借12条长短枪。石耀长是聪明人，言明工程不要红军干，怕白军知道，与红军共产党井水不犯河水，不打红军，民团里有30多条枪，也多是团丁本人，或当地小地主所有。但红军开了口，绝不为难红军，半年之内石耀长，自己掏钱为父亲的12支队，购买了长短枪7支，并与父亲结拜为兄弟。石耀长年长父亲近30岁为兄，按照当地习俗焚香，，从此石耀长成了开明绅士，共产党红军的统战对象。年党中央由保安迁至延安后，石耀长本人，积极响应共产党号召，减租减息，交出他的武装，参加边区政府工作，成了陕北有名的开明绅士之一，并将自己的大儿子石明送入革命队伍，父亲的12支队，也壮大发展到30多人，后来成为延安保安大队的一部分。年父亲作战时右脚踝关节被打坏，回到麻洞川家中养伤，由于没有医疗条件，父亲的踝关节畸形愈合，终生残废了。伤情稍有好转，组织上通知他去红军大学上学，在红大这半年学习，父亲才会写自己的名字，简单地认识了二、三百字，算初步告别了文盲。

四、拒绝服从组织决定，不愿做地下工作

年，父亲从红大学习完后，枪伤未完全好，行动不利索，暂时不宜回到部队，或许是因为隐蔽战线斗争的需要，组织准备让其去天津做地下党工作，给父亲20块银元，10块做路费和到达天津的租住房用，另外10元钱作为掩护地下党身份，学习生存技能和开展工作的经费。经过组织考查，觉得父亲应学一门手艺，到天津才能立得住脚，养活自己并开展工作，相中延安市场沟一家炸油条的店铺，让父亲去那拜师学艺，到天津也开一个油条铺生存下去。参加革命几年的父亲一向对组织分配的工作说一不二，无论任务多么艰巨，坚决克服困难完成，况且那时父亲已是入党已两年的党员了，但是对这一次组织的安排，父亲提出异议，一方面父亲自参加革命就没有离开过家乡，没有离开过党的组织，没有离开过部队这个大家庭，一个人去天津，离开家乡亲人，离开部队，远离党组织孤军奋斗，怕自己胜任不了，因此无论组织怎么做工作，他都不去，他跟组织讲，“自己是陕北人，满口陕北话，到了天津一张口人家就能听出来，“咋做地下工作”。组织上考虑本人的意愿，根据父亲的态度、鉴于父亲的伤情，决定委任他去延安南川做公安特派员工作，铲奸除恶，地方案件侦破、审理，镇压反革命维护地方治安。

五、革命战争中的二三事

1、手刃匪首李青伍，边区安宁立功。

年元月父亲奉命调到新组建的延安保安大队，延安保安大队是由数支地方武装组建的一支新的队伍，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党中央、边区政府进驻延安后起到维护地方治安，剿匪，镇压反革命、配合野战部队作战，由于延安南川临镇向东是敌占区，有国民党胡宗南的中央军驻防，故延安保安大队常驻南川，任务却覆盖了延安的东西南北。延安保安大队的第一任大队长是由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江西籍XXX（名字已想不起）担任，是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战斗中多次负伤，加上长征中的病痛到延安后身体非常不好，已不适合在野战部队工作。鉴于他的资历及对党的忠诚，对军队建设的经验，被任命为延安保安大队大队长一职。也许是考虑到延安保安大队是由陕北数支地方武装组建的一支新的武装力量，部队又长期驻防南川，父亲是当地人，人熟地理熟，又在南川当过一年公安特派员的缘故，父亲被任命为延安保安大队副大队长（年任大队长），前面说了，大队长由于身体不好，延安保安大队的工作主要由父亲去抓，就在父亲到任不久在延安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史称“崂山事件”，当时“崂山事件”震动了党中央，也震动了全中国，毛泽东主席非常震怒，事情的简单过程是这样的：

年4月25日上午九点左右，周恩来副主席等几十个人分别乘坐三辆车前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大约十二点行至甘泉县境内的崂山，遭到一股身份不明武装约余人的伏击，周恩来副主席在警卫人员的极力掩护下幸免遇难，但是周副主席的随行三十多人，包括了他的副官为救周副主席牺牲了，仅周副主席、张云逸、孔石泉、刘光州四人脱险，伏击刚发生时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事关重大，党中央，边区政府严令查清事件的真相。对党中央边区政府，对全国人民有个交代。任务落实到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科兼侦查科科长谢滋群身上（谢滋群：年生于江西兴国县，年参加红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方面军保卫科长，长征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保卫处保卫科兼侦查科科长等职，侦破过许多大案要案，被称为红军的福尔摩斯）。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很快弄清在崂山伏击周副主席的武装人员是一名叫李青伍为首的匪徒队伍，李青伍何许人也？延安县麻洞川乡老沟村人。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盘踞在黄龙山中，是一支以哥老会为骨干的土匪队伍，人数多，他们占山为王，经常在延安南川的金盆湾、云岩、临镇一带打家劫舍，抢过往商客，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李青伍当时就是这帮匪徒中的一个主要头目。

年4月间，陕北闹红，中共陕北特委在宜川县云岩成立了红泉县革命委员会，经过政治瓦解，这股土匪改编为红泉县突击大队，部队驻延安南川金盆湾。同年12月国民党甘泉县党部为拉拢争取这支武装力量派特务王实生、王非波打入突击队，制造事端，挑拨离间，引诱蛊惑策反了突击队副队长李青伍，命令其打死了大队长李青云，将队伍重新拉回黄龙山，成为国民党操纵下的一支政治土匪，刺探红军地方政府情报、暗杀共产党红军乡镇干部，家属，残害当地老百姓，逐步扩充地盘及人员，同时李青伍也黑吃黑，就在崂山事件前的年4月，李青伍带领土匪多人，装扮成红军在甘泉县麻子河，袭击了国民党的运送物资汽车，仅大烟土就抢走了80多包。当侦察清楚是李青伍安插在延安市场沟的暗探，提供了周副主席出行消息后，边区政府调集了野战部队地方部队，经过一年多剿匪，打垮了李青伍匪帮，活捉的匪徒多名首领骨干，在延安多地公审枪决，但匪首李青伍逃脱。最终某一天夜里，父亲得到情报，李青伍潜回老家，夜里父亲带领延安保安大队一班战士，包围了院落，翻墙入窑，悄无声息的把李青伍从炕上拉到院子里用大刀砍了，不开枪，主要是怕周围会有李青伍的余匪，最后得知李青伍只身一人已逃亡了很久。最终为彻底干净消灭李青伍为首的这股政治土匪，画上了圆满句号，父亲被记功一次。文革中延安的造反派，以对周总理的爱戴为借口，将李青伍从坟中挖出来暴尸，寻找宝物，延安地区及时制止这种错误行径。年，我和爱人李延民在兰州见到李青伍77岁的女儿，得知她的儿女孙辈也都在政府或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党和政府并未歧视李的后代。

2、在南川打响保卫第一枪

年国民党撕毁墨迹未干的国共两党和平协议，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年3月4日，胡宗南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3月11日在洛川召开进攻延安的军事会议，3月14日，以刘戡的29军，董昭的整编第一军为左右两个兵团，分别从洛川、宜川两个方向，采取钳形攻势，企图一举歼灭陕北解放军，占领延安，胡宗南共计25个旅，14万人。同时北线由邓宝珊带领22军南下进攻环县，在西线马步芳，马鸿奎向陇东庆阳进攻，空军94架飞机奔袭延安。父亲所在的延安保安大队配合教导旅，警三旅五千余人在临镇、金盆湾、牛武一带抗击敌人，延安保安大队的阵地就在靠近敌人的最前线云崖布防。

3月14日早上天不亮，父亲带警卫员赵光茂查哨，发现敌人的先头侦察部队摸上来，父亲当机立断开枪报警，打响了南线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第1枪，随着这声枪响，全体战士进入阵地，也是从那一刻起，陕北解放军抗击胡宗南进攻延安南线的7天7夜战斗开始了。父亲枪响的同时，他的警卫员赵光茂被子弹击中，右踝关节粉碎性骨折，父亲将他背到安全地方，继续指挥战斗。胡宗南占领延安城后，父亲的延安保安大队更名为垦区游击队和临时组建的几十支敌后游击队在延安地区四周潜伏下来，进入梢林深山，利用人熟、地形熟、边区群众的良好的基础等有利条件，敌后抗击胡宗南部队，突袭沿途兵站、粮站及小股匪军，打击还乡团，铲除叛徒，切断通往延安城方向国民党军公路交通线。期间由于叛徒的出卖，南川进攻延安的敌军得知父亲是南川游击队负责人，抓捕了未能及时转移走的奶奶、二姑、三姑关押在金盆湾敌人的旅部，放话让父亲放弃抵抗率队投降。事发几天内父亲的游击队在当地党组织、群众帮助下抵扣了几个伪保长、伪乡长家庭共计数十人，伪保长、伪乡长慌了手脚一起去保释奶奶、二姑、三姑，虽然她们放了出来，但二姑终因受严刑拷打，伤势过重而故。这一切更加激起父亲消灭胡宗南匪军，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决心。到年光复延安的那一天，一年零一月又三天的时间内，共计大小作战余次，平均3-4天一次，战斗的频繁、残酷、危险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而父亲打响南线保卫延安第一枪也永远记录在军史上。

抗战十四年父亲所在的部队虽然没有去过抗击日寇的前线，但从年至年的11年中，父亲和他的延安保安大队在延安这块红色土地上为陕甘宁边区的安宁，为了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安全，为了边区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平生活而浴血奋战，镇压反革命，打击恶霸，剿灭土匪，在多次的战斗中贡献了青春和鲜血，十一年中父亲率领的延安保安大队为野战军、地方政府输送去几百名优秀指战员，有一百多人牺牲、三百多人受伤，而延安保安大队是深受党中央、边区政府、边区人民信任的一支光荣的地方武装，而父亲也数次负伤。多次过家门而不入，没有时间看望年迈的母亲、出嫁的姐姐、年幼的妹妹，无暇顾及个人婚姻问题，年延安光复了，经人介绍29岁的父亲与母亲成婚。父亲也由不懂事的放羊娃历经长期的硝烟弥漫的战斗考验，无数次生与死的洗礼对党坚定的信念逐步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军事中级指挥员。

3、大队长变连长、步兵变骑兵

年经过了一年的浴血奋斗，国民党军队对全国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彻底失败了，进攻陕北消灭陕北解放军、消灭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阴谋可耻地失败了。胡宗南逃离了延安。延安这座光荣的英雄城回到了人民手中，延安光复后留在敌后坚持战斗的各地方武装被编入西北野战军，准备南下西进，解放西安，兰州、新疆、青海、宁夏西北广大地区。父亲的延安保安大队垦区游击队经过一年上百次的艰苦战斗，原有七八百人的队伍，光复时仅剩余人，其中有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血洒疆场，献出年轻的生命；有因战斗光荣负伤再也不适合回到部队的革命残废军人；有看不清形势，对革命前途认识模糊而脱离部队开小差逃跑的；也还有对革命产生动摇，被敌人暂时的气势吓破胆，抵不住诱惑投敌，当了可耻的叛徒。经西北野战军总部指示，父亲带着这号经历战争考验的指战员编入从大青山革命根据地过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二旅，旅长王智是一个旧军人出身的起义者，“对父亲讲我不管你过去当什么官有多少人，现在只有人只能当连长，你带来的人原来都是步兵不会骑马，分散去各团、连，尽快适应骑兵的生活，你下团当连长”。两个月后在西野司首长的关怀下父亲被任命为骑二旅军法处处长〔2〕。父亲一生中，敬佩的人有许多，王智旅长就是其中一个，王智早年毕业于国民党骑兵学校，是我军骑兵高级指挥员中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的干部，父亲觉得王智为人豪爽，办事果断，雷厉风行，又是军校毕业，有文化，军人姿态标准，无论站坐行都是军人的模范样板，特别对骑兵队伍的建设，骑兵战略战术在当时的骑兵指挥员中授首屈一指，但王智毕竟是旧军人出身，身上有严重的国民党旧军人的烙印，脾气暴躁简单霸道，时常说一不二，独断专行，经常不听其他领导的意见，骄傲自大，常常顶撞上级领导，看不起同行，由于骑二旅是从陕甘宁晋绥骑兵旅二团的基础扩编的，扩编前，王智是骑兵旅参谋长。他的老旅长是康健民将军。康健民将军，资历老，又是我军最早骑兵的创始人，政委李佑玉将军是中央红军长征干部。王智对老旅长老政委各方面，都比较尊重，当知道我父亲也是陕北红军时，年的大队长（团职）。两个人虽然出身不同，经历不一样，但脾气投缘，好喝酒而且海量，这些共同的爱好使王智旅长格外敬重父亲，此后的几年中与旅长王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常常其他领导话不听，我父亲劝说的话尚能听进去。-年逃兵多，王智的做法是抓回来枪毙，由军法处执行，在父亲的劝说下，一个逃兵也没有枪毙，用说服教育、关禁闭、体罚、干部降职当战士等处分方法代替了枪毙（有一段时间枪毙逃兵是通行的办法）。年有几个连长，指导员私下串通起来表示对王智不满，还有人不想在骑二旅干了，想调走到其他兄弟部队，有坏人利用这些连长、指导员对王智个人的不满，煽动这些人脱离革命队伍，被王智定为企图阴谋造反，投敌叛变，王智不报告上级，不按规定审理擅自决定执行枪决，在父亲苦苦的劝说下，反复陈述利益关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强调“不能随便杀人，杀人是要有证据的，是要负责的，人死是不能复生的，要反复调查甄别弄清真相”。旅政治部、军法处经过缜密调查，揪出了潜伏在骑兵旅的坏人，查明事情原委及时正确解决了这一问题。经过耐心工作，王智才放弃了杀这几个连长、指导员的错误决定，这其中就有年骑二师最后一任师长，也是骑二师整编为陆军20师的第一任师长的邢道山。邢道山当时在旅直属连任指导员，因入伍前有些文化，是这件事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也是王智首先要杀的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当父亲去兰州，邢师长只要知道总会来看望父亲，无限深情的对父亲讲，当年如果不是你力劝王智刀下留人，我们早就做了刀下鬼了，哪还会有今天。每次都会陪父亲去兰州转转，在他家住一住。年，我在天水军分区看望邢道山（时任天水军分区司令员），邢对我说“你的父亲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是我的老首长，如果没有年的事，你父亲早就是省军级领导人了，他也会和骑兵旅其他首长一样成为开国将军，他脾气太倔，吃亏不小”，因为我当兵的61师驻天水，邢道山再三跟我说你们师干部子女多，提干入党、上学困难。如果有需要他和我们师领导讲，如果我愿意也可以调天水军分区来，还跟我十分深情的说，年你父亲能救我，刀下留人，年他出事，我们官职卑微，有心无力，帮不了他，他是好人，永生不能忘记他的救命之恩。

年初随着军队编制改变，骑兵二师师部撤编，父亲由西北军区派出带领过原骑兵二师四、五、六团，分别在在宁夏的固远，甘肃的清水，康乐，陕西的陇县剿匪，又一边和王智师长参与西北军区骑兵司令部的组建。年年底随着部队不断正规划建设，父亲调入西北军区保卫部，但仍未脱离陕甘宁三省的剿匪战斗，正是这样父亲和骑兵结下了终生的不解情。

六、蹉跎岁月，忠诚奋斗

年，当父亲踌躇满志，撸起袖子，准备将西北剿匪战斗进行到底时，传来了西北军区所属的第一军准备入朝作战的消息，当时西北军区为加强第一军的各级领导力量，更好以应对残酷的抗美援朝战争，从军区部队抽调名各类各级优秀指挥员充实到一军中去。这人中就有父亲的名字，由于对入朝作战和剿匪的性质认识的偏差，加之父亲未指挥过野战军大规模的战斗，就对干部部门及西北军区主要领导讲对剿匪战斗熟悉，对骑兵指挥得心应手，请求继续在西北剿匪，虽然最终留下来了，但是这件事使上级误为父亲有贪生怕死的想法，造成了对父亲极为不好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对他在保卫部职务的正式任命，为年父亲后来出事受到极重处分埋下了祸根。

年11月到12月，中共中央根据党政军机关出现了贪污，浪费及严重的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提出了进行“三反运动”。结合年的“镇压反革命”及后来年的“五反运动”，“打老虎运动”，搞了三年多。由于“三反运动”，主要涉及到党政军机关，西北军区派出了以父亲为队长的工作队，进驻陕西军区〔3〕。五一年底某日父亲带陕西军区保卫处一干事，去渭南军分区逮捕一潜伏特务、历史反革命。行至西安火车站，碰见时任华县兵役局政委，当年父亲部队的一个连长，为老伴看完病，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及行李返回华县。那时坐车不对号，上车要有点力气，眼看车快开了，上不了车，情急中父亲抱起一个孩子背上行李挤上火车，抱孩子的同时将手上拿的文件包放在了候车室的椅子上，随行干事没有看见，抱着另一个孩子，政委拉着老婆挤上火车。火车开动的刹那间，几个人同时发现了文件包已经丢失了，但是火车已经开动了。火车是慢车，每站都停，离开西安第1站就是豁口站﹙姚村车站﹚，两人下车几十里地跑回西安火车站，候车室里仍然是南来北往的旅客，唯独没有了文件包。文件包中装有一份关于肃反文件，一个工作笔记本，一张逮捕令。文件包丢失后，陕西军区、西北军区派人在陇海铁路沿线查找，当晚在华县候车室椅子下找到了，也许偷文件包的人看见里边只有文件而没有钱，觉得没用，丢弃了，事情发生后，西北军区给父亲定一级泄密，决定给父亲降职处分，调到山丹军马局（师级单位）任政委，同时党内给警告处分。父亲觉得一方面处理重了，另一方面年解放山丹时父亲参加了，年给骑兵补充战马，又去过一次，两次的印象是那里风特别大，天特别冷，尤其是带马那次几天冻得不能入睡，给警卫员说再也不来这鬼地方。如今让他去山丹军马局当政委，那还不如让他继续剿匪，他不向组织申诉不去山丹的理由，只是对政治部讲不去山丹，以为事情拖一拖会改变，组织会重新考虑工作的安排。没有想到的是在随后西北军区研究干部的会议上，有人在会上汇报到父亲拒绝执行处分决定不愿意去山丹军马局的事。西北军区主要领导在听完上述汇报后十分严肃指示：“干部犯错误，不服从组织处理，从重从严处理。”就这样不去一军的事，不执行去山丹的处分，加之平时脾气倔强孤僻，一下子数错并罚，最终西北军区决定：一，开除党籍；二，撤销一切职务；三，待后处理（等待脱军装）。对于这样的处理决定，父亲始料未及，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五内俱焚，一时间万念俱灰。此事西北军区一部分领导也觉得处理重了。当时政治部主任，张德生多次找父亲谈话，鼓励他要正确对待这次的处理，认真反省，找到犯错误的根源，今后如何接受教训，不犯或少犯错误，但决不能走绝路，或是破罐破摔，哪跌倒从哪爬起来。要永远记住自己是一名红军战士，还有许多陕北籍的领导，也分别找父亲谈话，做工作。当时西北军区公安军司令员张达志，对父亲讲了三五年前后自己对中央红军的错误做法及周总理对他的教育，用亲身经历鼓励父亲放下包袱，力求组织上的进一步帮助，更多与父亲出生入死一起浴血奋战几十几年的老战友，老领导，下属，劝说父亲，从头再来。半年后，父亲终于想明白了，也想通了。他对当时担任西北军区政委的习仲勋和政治部主任张德生讲：“我从参加革命那天，，就没有离开过军队，只要不离开军队，不开除我的军籍，什么处分我都能接受。今后认真反省，好好学文化，当好一个兵。”年春天按照父亲的实际情况，西北军区决定送父亲去甘肃临洮的速成中学先学习，以观后效。这其中在从年到年，三年多的学习期间里，父亲多次被临时调出跟随骑兵一师的部队，或是西北军区几个骑兵独立团剿匪。虽然剿匪中没有什么职务，但每个团的领导都尊重父亲，对父亲的建议都认真听取。当然父亲在剿匪中勇敢作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作风，骑兵一师也好，各独立骑兵团也好，都向西北军区做过汇报。年父亲以语文四分，算术四分，历史四分的成绩，从西北军区临洮速成中学毕业了。根据父亲在校的表现，剿匪中作战勇敢，西北军区决定将父亲的开除党籍的决定改为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级调任陕西省合阳县兵役局政委。但这件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影响了父亲整个后半生。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向现代化正规化发展，经中共中央军委国务院研究，准备像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一样实行军衔制。那时我国的军衔制基本是照搬前苏联的军衔制，年开始在全军在摸底，全面对应每个干部战士的资历能力的职务授予相应的军衔。年摸底时，父亲还在西北军区临洮的速成中学学习，根据其最后的职务（山丹军马局政委未到职）拟授其上校或大校军衔，父亲预先也知道了这个摸底拟授衔情况，可事实是年父亲被任命为合阳县兵役局政委，还有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尚未撤销，因此被授予少校军衔定副团职。少校属于校级军官，按照当时的规定是穿呢子礼服的，当父亲怀着复杂的心情，去西安量制呢子军装，并于当年授衔前拿到呢子军礼服，校官皮鞋，却因为父亲的处分原因，临时被改授大尉军衔定准团职（在年部队取消供给制改薪金制定正团，工资元）。这次的改授衔让父亲刚刚平复的创伤再次受伤。在我的记忆中父亲非常少穿大尉军衔的军装出门，在兵役局院子也很少有人见过父亲带大尉军衔，大家也明白父亲的心情，没有人说什么。有一次渭南军分区司令员胡德利（老红军，年授大校，后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来合阳县检查民兵工作，对兵役局局长魏敬贤讲“你们政委不穿军装，不戴肩章，从感情上要理解，也不用要求他。他一个老同志，红军战士，会慢慢想通的，他人是个好人，就是脾气不好，太倔强了，当政委对他来讲不合适，有机会你们的职务对调一下”并说此次授衔定职军分区并不知情，以前都处理过了再这样不合理，中央军委有规定，年授衔中的问题，年后处理等等看吧。而那套呢子礼服父亲几乎一次也没穿过，后来上衣给了弟弟，裤子给了妹妹，大衣帽子给了我，皮鞋送了朋友。年父亲留党察看处分撤销，年合阳县，韩城县，澄城县三县合一，年根据父亲的实际工作能力，在胡德利司令员的提议一下，陕西省军区报国防部父亲被任命为陕西大荔县武装部部长，晋少校军衔。春节刚过，冒着风雪严寒我们全家从合阳县搬到了大荔县随同父亲上任，可才几个月，青海藏区、甘南藏区、四川藏区、云南的藏区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发动了解放以来藏区最大的叛乱。形势非常不利，叛匪攻打县乡政府，袭击军警营区、公安派出所，杀害共产党的干部、群众，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也就是这个时期，骑兵出身的他被调往青海，在黄南地区平叛。从年至年底，人不离枪，马不离鞍，整整四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这次剿匪（整个藏区剿匪至年共耗时五年之久）中央军委兰州军区，仅在青海地区、投入了骑兵一师，骑兵五师两个团、55师、11师、师和后来的师进入西藏以后，又有61师、和63师进入青海平叛，除此以外，还有兰州军区各骑兵独立团舟桥团，工兵营，防化营，青海军区所属的部队，省公安总队部队共计10余万人，青海军区司令员孙光任总指挥。当平叛胜利的时候，兰州及青海军区领导在北京向党中央汇报时，朱德委员长问：“我们解放战争才打了三年，消灭国民党几百万军队，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一个平叛却用了5年时间，还投入那么多的部队。”兰州军区，青海军区的首长的解释，让朱德委员长和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的领导明白了，藏区5年剿匪里面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问题，包括了宗教问题，民族问题，阶级斗争复杂曲折性。这场5年的胜利，是多么的不易，也不是简单用几句话，就能解释清的。年剿匪结束，晋升中校军衔，父亲调青海省军区海西军分区，任副参谋长，代参谋长。年取消军衔，父亲还是因为这件事情，定行政级别是青海军区中上校级别中，最低的一级。祸不单行，年底，父亲一生中最不愿意的事情发生了，那年青海省军区决定一部分师职干部转业去地方工作，这其中我熟悉的黄南军分区政委张玉茂（父亲在骑兵二旅任军法处处长时的组织科科长）转业去省地质局任党委书记，副政委景松林转业去盐湖研究所任党委书记，政治部副主任刘锐转业任文化局副局长，而父亲的转业安排是去省体委当主任，条件是转业到地方的干部行政级别一律上调两级。从不征求子女意见的父亲，第一次就他是否脱军装转业的问题，征求我和妹妹弟弟及母亲的意见。母亲跟随父亲几十年，我们跟着父亲在军队长大，我们都觉得父亲的脾气，性格，文化程度不适合去地方工作，建议：“真的部队干不成了那就休息吧，千万不要去地方。父亲第一次认真听取了母亲和子女的意见，表示坚决不转业，可以离职休息”。经历了四清、社教。年文革初期，他派出参与“三支两军”工作，任命为青海省劳改局军管会主任，政委兼第一副局长局党委书记。年元月，父亲被任命青海省独立师副师长，同时任省劳改局军委军管会主任，书记，政委，第一副局长，军队地方两头跑。年百万大裁军，青海省军区独立师师部撤销，完成善后工作后，父亲向兰州军区正式提出，自己年龄偏大，老伴儿身体不好，不再要求重新安排新的工作，请求离休。离休后的28年，父亲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红军战士，严格要求自己。按时参加党的生活，积极参加上级指定的社会活动，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4年父亲以85岁高龄走完了他的人生，按照父亲生前的遗愿，我们将父母亲送回曾经战斗过、生活过，养育他们的故乡，将父亲安置在延安四八烈士陵园。父亲一生多次负伤，也多次立功授奖，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自由独立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勋章。（父亲授勋也受到了年处分的影响，按照当时的授勋条件均可授二级）。

七、树革命家风，立浩然之气

建国后的初期，由于父亲所在的部队不停转战陕甘宁地区剿匪，镇压反革命，居无定所，我四岁前就在陕北延安老家跟着奶奶、三姑姑生活，虽说老家是革命老区，但也是非常贫穷，日子过得非常艰难，生活困难。由于从小没有奶，靠奶奶和姑姑用面糊糊喂养，身体不好，经常生病，非常瘦弱。年前后由于父亲工作的原因家住在西北军区大院，有了固定的营房住所。于是父亲从年离开延安6年后第一次回到故乡看望奶奶姑姑，同时接我。在我模糊的记忆中，父亲是那么严肃，那么威武高大，也是自从有了记忆第一次见到父亲。当听奶奶和姑姑说，父亲要接我走，要离开养育自己的奶奶和姑姑，我死活也不肯走，我不穿父亲买给我的衣服鞋袜，不戴他买的帽子，任性的撒泼，地上打滚，就是不去。父亲和奶奶，姑姑只好哄我说带我去玩几天就再回来，这才极不情愿跟父亲走了，一走就是几天几夜，骑毛驴到延安，坐汽车到西安，再坐火车到兰州。我第一次看见了还有比奶奶家更大的地方，汽车、火车，城市全都是陌生的，新鲜的。在西北军区大院第一次见到比自己小一岁的妹妹和母亲，大院中那么多我数也数不清楚的穿着和父亲一样黄色军装的人。第一次听到了起床号、上班号、休息号、开饭号、熄灯号，第一次见到明亮的电灯，一切都是从未见过，那么新鲜，一切都是那么眼花缭乱。革命家风的教育随着我的安定下来，自然而然的就来了，父亲一生少言寡语，满脸的严肃，虽然他也不打我，不骂我，我却最怕他了。童年、少年时还认为父亲不爱我们。父亲一遍一遍纠正我从农村带来的不良习惯，吃饭前、大便完洗手，晚上洗脸洗脚，吃饭时不许讲话，不许掉馍渣米粒儿，教育我们兄妹节约，不浪费一粒米，连喝水喝多少倒多少，平时坐凳子，不能随便上床，家里也和军营一样，当每天大院内起床号响起，我们也要一起起来，不能睡懒觉。

年底父亲重新工作被任命为陕西合阳县兵役局政委，我们离开西北军区大院。当时的合阳县城没有硬化的道路，没有自来水、没有电，非常落后，加之刚解放几年，人民群众生活还十分艰苦，兵役局的条件也十分简陋（和县印刷厂在一起）。我们刚开始全家挤在父亲的办公室里，生活有许多不方便，半年后兵役局在县委县政府的帮助下，在城里没收的一院房子为兵役局安排随队家属，我们有了一间住房，大家共用厨房。父亲教育我们兄妹，要和当地群众的孩子搞好关系，不许打架。

年经过父亲多方奔走努力，新的兵役局挨着县委建了起来，局里的办公条件和住宿条件都改善了，父亲有了间办公室，我们有了一间大的宿舍和一间厨房（厨房是渭南军分区特批盖的）。生活安定了，机关的生活也活跃了，父亲的情绪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他教会了我和妹妹第一首歌是“我是一个兵”。不管多忙，父亲总会教我们兄妹认字写字，告诉我们学习文化的重要性，兵役局有间小小的图书室，我和妹妹在上小学前几年几乎看完了我们能看懂的书，知道了王二小，抗日英雄雨来，看到了许多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连环画，也开始在父亲的教育下，学会了以内数字的加减法。父亲给我们讲他小时候的苦难生活，参加革命的战斗故事，告诉我们平时生活要简朴，大人的旧衣服改一改我们穿，衣服总是补了又补，这些生活中潜移默化的教育使我们兄妹们终生受益。

到年我和妹妹上学时我已认识二三百常用字，能算0以内的加减法，会唱多首军歌，再大一点的时候，父亲只要有空闲时间就会对我们兄妹进行政治教育：共产党好，共产党是要一辈子拥护的。你们长大了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讲毛主席、讲人民军队、讲阶级斗争、讲艰苦奋斗、讲英雄们的事迹，遵纪守法，从小不干坏事，如何帮助别人，不能看不起工农子弟，不能有高人一等的思想，不要出去给人家讲父亲是干部，是红军是什么长，不准拿公家的一分钱东西，爱护公物的理想道德教育。记得上小学三年级时学校植树，我从部队机关大院拿走一把铁锨，植完树班上一位农民子弟说,一元钱把铁锨卖给他。年幼的我没有经得住这一元钱的诱惑，卖给了同学。妹妹回到家,向父亲揭发了此事，父亲严厉地问我，铁锨是公家的怎么能拿走呢？怎么能卖？卖的钱干什么了？那时正值生活最困难的年代，平时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我十分委屈地对父亲讲，拿铁锨时也没有人看见。钱我买了几个棒棒糖，还给了妹妹两个。平时父亲总是一脸严肃，不与我们开玩笑，一副上级对下级的样子，在父亲面前我总是很拘谨，从不敢乱讲乱动，无论在外面多么调皮打架、上树、捣蛋、偶尔的逃学，特别怕他知道。严肃也好，严厉也罢，但他很少打我，但这次因为卖了公家的一把铁锨，父亲命令我面壁思过，我没有站好，父亲打了我一巴掌，大人的一巴掌可不轻，等我缓过劲儿来的时候，半个脸肿的不能看，好几天才消肿，为此母亲好几天都不理父亲，每天用热毛巾给我敷脸。就这样父亲给我一块钱，让我第二天把铁锨赎回来，赎回来的铁锨，被放在家门口一个月，父亲让我天天看见，知道自己的错误。妹妹因为当时没有阻止我卖铁锹，而且吃了我买的糖，也受到父亲严厉批评，妹妹心里别提有多委屈了。

三年困难时期，有些领导从部队机关拿粮食、蔬菜、副食品回家给家属、子女吃，父亲是红军，和部队的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吃小灶。但连一个馒头都不给我们拿，还严令我们不能拿部队的任何能吃的东西。一生中父亲就打过我两次，在此之前，年刚把我接到兰州，在西北军区大院里，是我调皮，把父亲放在桌子上的一大串钥匙放在玩具水桶中玩，我把水桶在院子里疯狂的转啊转，突然水桶的绳子从手中滑脱，水桶连同钥匙飞了出去，钥匙丢了。那串钥匙上有办公室门上的、办公桌抽屉上的，还有放文件柜子、箱子的等，看到父亲找不到钥匙急得头上冒汗，父亲大声问全家人谁拿了他的钥匙，看见父亲发脾气的样子，我害怕了，吞吞吐吐说明情况。父亲一把拉着我在丢水桶和钥匙的地方，反复寻找，无果。父亲怀疑我说了假话再三追问我是不是这个地方，我胆怯地说，“是被邻居一个奶奶捡走了，我要了她不给”。盛怒之下父亲抬手打了我一巴掌，我立刻被这强大的旋风刮倒，等我醒来时，已经在机关门诊部的急救床上睡了许久，当然事后父亲还是十分后悔和害怕，给我买了爆米花哄我。后来父亲告诉我丢了钥匙开不了锁，叫人来开锁配钥匙公家要花钱，给公家造成损失，其实我也没听懂他讲的这些“大道理”。虽然小但这一巴掌却永远记在我心中了。父亲的严厉有许多时候我都觉得不近人情，甚至有时会想父亲不爱我们，不关心我们。他的心里想什么，我们永远猜不透，有时候我们做错了什么事，连母亲也用父亲的威严吓唬我们“看你爸回来收拾你”，对父亲我们兄妹们某种程度还有些恨他。

年青海省第一次在社会上公开征招女兵，这是青海解放以来的一件大事，6个名额人报名。出于对军队的热爱，更巧的是那年父亲被临时任命为省征兵办公室副主任，妹妹去西宁市武装部报名，多么希望父亲能给说上一句话，可当父亲听说妹妹报名参军，淡淡的说：“现在知识青年都要下乡了，要做好去广阔天地锻炼的准备，当兵虽然是件好事，我不能去说，不会对武装部的人张口，最好不要去争，干部子女更应该去艰苦的地方。”说完竟借口检查各州县征兵情况走了，直到征兵结束才回到西宁。妹妹当然比我们任何一个人希望父亲能打个招呼，说句话。父亲的做法让我们全家想不通，倍感失望，妹妹凭着自己对军队的热爱，最终争取到了这个名额，光荣的穿上了军装。临行前父亲送妹妹一套毛选，嘱其要听组织的话，好好锻炼当好一名合格的兵。妹妹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妹妹从小就乖巧听话，父亲只有妹妹一个女儿，其实在父亲心中是非常疼爱她的，内心也是希望妹妹能当上兵，毕竟我们是随着父母在军营中长大的，军队不仅是父母的家，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家，但是为了原则，为了党的组织纪律，他绝不会为任何人开这个口，用这个权。

几十年来对父亲的了解，我看到、体会到了父亲的倔强、严厉、不苟言笑、少言寡语的铁汉心肠，不近人情的黑脸包公样的作风，其实我更看到了父亲与普通人一样的另一面，父亲也有对家人、对亲友、对战友、对朋友侠骨柔情的一面。奶奶去世了，父亲从部队回老家奔丧，在奶奶坟前痛哭，悲痛欲绝，长跪不起，几天几夜不吃不喝。他也会像常人一样伤心落泪，当我们熟睡时、有病时、远离家时，他会用那双握惯枪的大手轻轻抚摸我们的脸颊，为我们盖好被子，用目光送你直到看不见，再忙也会亲笔回信给在外的我们兄妹，信中和普通人一样的嘱托，小心有病、注意身体、听领导话、需要什么吗等等。每当我们中间有人远行，无论是出差、去上学，包括我爱人每次探亲返回陕西，他会仔细替我们整理行李，检查带上一切可能需要的东西，反复一遍又一遍叮咛带好东西，把钱物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小到喝水的口杯、牙膏、卫生纸，大到被褥、衣服，许多细节比母亲可细心多了。

父亲的似水柔情，也让我始终终身难忘。年秋天，我应征入伍，拿到通知书的时候，家中无一人，弟弟随母亲回陕北老家，父亲在千里之外的部队，医院派到北京当全军后勤技术革新讲解员去了。也许是部队的性质不一样，未按常规时间征兵，我报名前也未给父亲预先打招呼，因此拿到入伍通知书的当天，我试着通过军线给千里之外的父亲打通电话，告知我入伍一事。父亲只简单问了新兵集合时间和地点，并说走时把家里电源关好、门锁好，钥匙交到邻居家，到部队好好当兵，并说不能长时间占用军线，说完挂机。打完电话的第二天新兵集中换衣服，别人有家人、父母、亲友送行，我将换下来的衣服交给邻居家阿姨。临近下午3点在西宁大厦礼堂集中的新兵约有七八百名，告别声、祝福声，吵得人头昏，突然间我听到有人高声叫我的名字，新兵排长一边走一边喊我的名字，告诉我礼堂门口有人找，谁找我？我当兵报名是保密的（当时在校学生不能入伍），没有同学朋友知道，当我疑惑走到礼堂门口一下子愣住了，父亲就站在门口，向礼堂门口张望。警卫员李中仓眼尖一下认出我，打死我也想不到父亲来为我送行，刹那间我泪水夺眶而出，默默看着父亲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记得向父亲行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军礼，心生胆怯的问：“爸你怎么来了？”新兵团的政委看见父亲有警卫员，身后停着一辆军用北京吉普车，估计父亲是位首长，便一个正步向前举手敬礼问了声“首长好”，并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和职务，询问父亲有什么事情需要他来办?当父亲听政委报告他是工程兵团副政委，新兵是给团接的，问团是否住河西走廊的嘉峪关？新兵启程时间等，政委一一回答，父亲听新兵还要三天后才启程，便对政委讲：治国是我的长子，当兵的事事前不知道，家中也无人，我现在带他回去，三天后你们集中前我送他到火车站，可否？政委立刻立正回答首长没有问题，只要按时集中上车就行了。父亲让警卫员李中仓去拿我的行李，一同回到省军区招待所住下，这些是我没有想到的，吃完晚饭父亲让我和他睡在里间，语重心长对我说：“要当兵父亲支持你，现在有可能随时打仗，有了珍宝岛和新疆的事，全国全军都在时刻准备打仗，孩子，你能够在这个时候，积极入伍，我感到高兴，说明十多年的教育，在你身上起了作用。到了部队刻苦训练，如果有一天发生战争，要勇敢作战，绝不能贪生怕死当逃兵。你小时候在奶奶身边长大，生活不好，营养跟不上，身体多病，本不是当兵的料，既然自己选择了当兵，那就要以一个军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到了部队组织分配干什么就干什么，决不能挑肥拣瘦，你们部队在河西走廊的西头天气寒冷，工程兵条件差，当工程兵就要不怕吃苦不怕牺牲，要坚持得住，两年的服役期是很短，争取入党，能否提干上学，自己去努力吧。”三天两夜父亲讲了自己的大半生经历，什么事能做的，什么事不能做得，怎样当好一个兵。十八年来第一次听父亲客观的剖析自己，在自己孩子面前不怕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我，我告诉父亲我会永远记住他的教导，也会记住父亲为我当兵送行。他深情的讲：“你小时候调皮，为丢钥匙卖公家铁锨我打过你，其实也是挺后悔，你身体不好，经常有病，父亲做法不对，有封建军阀残余思想。这回从千里之外赶回西宁送你去当兵，是因为现在的形势有随时打仗的可能，打仗枪一响就会死人，子弹不长眼，不因你是谁的儿子打不着你，真正为国捐躯，是很光荣的。我之所以破例来送你，是有生死离别的想法，就是不打仗，工程兵平时就有随时受伤牺牲的可能，爸爸愿你高高兴兴去当兵，平平安安回来。”听警卫员李中仓说才知道，父亲接到我入伍当兵的电话后对李中仓讲现在随时随地有与苏联打仗的可能，打仗会死人，治国是我的长子，我应该去送送他，随后父亲就向分区司令员、政委请假安排工作，由于路途远在千里之外，分区司令员胡占山安排了警卫员李中仓随父亲去西宁，专门派车连夜赶了一千多里路。许多年过去了父亲的每一句话，还像烙印一样铭刻在我的心里。三天后的下午，父亲再次破例用公家的小车送我去西宁火车站集中，当着全新兵团1人集合的场面，父亲为我正了军帽，我向父亲行军礼，登上西去的列车，开始了我的5年军营生活。父亲似水柔情是不容易看到的，他老人家也轻易是不流露的。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想什么是父爱，有人说父爱是一把伞，为儿遮风挡雨；父爱是一棵树，为儿带来烈日的浓荫；父爱是一盏灯，为儿照亮前进的方向；也有人说，父爱如海，深而广阔，我想说父爱是严厉、是钢、是博大精深，父爱与母爱一样伟大，只是方式不同，最后我要说，父爱是遗产，给了我们兄妹三人坚强、自主、自强、自信和宽容。父爱是深邃的、伟大的、父爱无痕，父爱是说不清、道不明，他是无声的、内敛含蓄的，慢慢去体会，父亲教育我们的革命家风犹如细雨，润物无声，我们兄妹三颗小树苗在这种雨露滋润下健康长大。其实父爱早已融入我们的血液中。

八、不忘初心清正廉洁

文革间父亲在地方支左，期间在省劳改局任军管委主任、党委书记、政委兼第一副局长。省劳改局是当时青海省的半壁江山，纳税占一半、公粮占一半、工业总产值占一半。由于这种特殊性质，局长、政委在父亲之前往往是主管政法的副省长兼任，有几任领导在经济面前，任用干部方面犯了错误，有撤职的、有削职为民的、还有判刑入狱的，尤其是在物质方面，许多干部认为劳改局家大业大，拿一点用一些吃一点没啥，局里有的是东西。在父亲任职的几年中，凡是给领导配送的东西一律先付钱，绝不超标准，多要多拿。有一年某农场一位领导送来20斤清油、两袋面、一只羊、多斤洋芋，表达父亲为他落实政策的感谢。父亲知道后，立刻让公务员将东西一样不少送到这位领导单位驻西宁办事处，打电话告诉他“落实政策是党的中央的决策，是党委集体研究决定的，不是我一个人对你的恩惠。东西无论是农场公家的，还是你自己掏钱买的，我一律不能收。”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许多，父亲的做法也引起其他人一些不满。父亲带了头，局里其他领导也不敢明目张胆得向下面伸手要。在省劳改局主持工作的几年中，父亲为上千名管教干部落实政策，其中包括“文革”前的一些主要领导，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知人善任，人尽其才，顶着极大的压力，解放了前劳改局局长丁贤、政委兰路远、副局长康世昌、办公室主任潘佳照等一大批老干部。推翻了“文革”中造反派强加于他们头上的不实之词。让这些领导有位有职有权，劳改局老干部多，多年积累下许多干部问题，有些问题还是年“反右”，年“社教”，“四清”中遗留下来的。年代久远，时间长，非常棘手难办。许多领导不愿意触碰这些问题。父亲用了几年的时间，较好的解决了省劳改局干部问题，同时解决了一些年龄大、身体差、身边没有子女的干部的困难，联系工作单位或局内部调整，解决这些干部生活的后顾之忧。对后来撤销军管工作，顺利移交打下良好基础。

在父亲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家人、对朋友、对同事、对战友，对下属和上级领导“不近人情”的做法无法计算，对他就是一种常态，坚持原则不用权力为任何人办私事，不为家人朋友和自己谋私，所以有人背地里骂他没有人情味，冷若冰霜老倔头。父亲在省劳改局任职期间，为了方便工作上下班，劳改局将一辆华沙轿车配给父亲专用，部队驻地的西山湾到大十字劳改局的办公大院大约有10多公里，家里任何人从不能顺路搭父亲的车进城，而且铁打不动。弟弟在市公安局上班，与省劳动局隔马路相望，但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寒、狂风暴雨从未搭过父亲的车，总是骑自己车上班去，特别恶劣的天气坐二路公共汽车，而且规定在劳改局上班期间警卫员、公务员不跟随，下农场外出都一样，只有劳改局相关人员随同。以致在最初一段时间劳改局办公室误以为师里没有给父亲配警卫员、公务员。家里楼上楼下有两部电话可打外线电话，家里人绝对不能用，父亲不在家我们才敢偷偷使用，当然也是不能让他知道。六七十年代物资匮乏，许多父亲曾经的战友，老家的亲友，得知父亲地方军队都有职务，特别是父亲担任省劳改局领导时，来青海托父亲买汽车、拖拉机及其他缺乏的物资，父亲自费招待来人吃饭，东西坚决不卖，他说你们要的汽车拖拉机等是国家统一调配的物资，是有计划的，我可以卖给你们，但是卖给了你们，国家最需要这些物资的地方、单位就拿不到了，破坏了国家的政策，破坏了国家的计划，所以我是不能卖给你们，至于其他领导能否卖我管不了，我坚决按照党的原则办事，回去吧。为此得罪了不知多少人。

对自家人对子女父亲更是这样。年兰州军区在长流水地区演习，父亲与青海省军区一些领导去现场观摩，期间兰州军区参谋长马有理，看见父亲穿了件呢制大衣，觉得面生便主动询问父亲是哪个部队的，家里有几个孩子。当知道我在61师团当兵，而且还是战士，对父亲讲61师的情况你可能不了解，他们仅部队师以上干部子女就有0多，你儿子所在的团就有名之多，包括了咱们兰州军区老司令员张达志的儿子张学谦（和我一个营他在炮兵连，我在机枪连），由于干部子女太多，而且大多数系兰州军区的子弟，因此在提干，入党上学均有非常大的困难，有一些领导知道了情况后将自己的孩子调走了。如果你的儿子表现不错，我替你调青海独立师去，方便提干上学”（青海独立师拥有8个团，是全国最大的独立师，父亲又是独立师唯一的红军副师长）。父亲并未领马有理参谋长的情，只说“战士不能跨军调动是总参的规定，咱们都不要破坏规定，让孩子自己努力去吧，能提干能上学则好，不行就复员回来当工人”。警卫员李中仓在旁边听父亲对兰州大军区的参谋长这样回答，急得抓耳挠腮，不敢说话，只好一口一口叹气，弄得马有理参谋长也好尴尬，只好说那就听你的。从此马参谋长也知道了，青海独立师有这样一位倔强的红军副师长。事后李中仓悄悄问父亲为什么这样做，错过一次好的机会，人家求之不得，你反而不领人家的情。父亲说我何尝不想让自己的儿子早点提干上学，可现在就有这不正之风，咱们独立师也有这样通天的子弟，不通过连里、营里、团里、师里直接调到兰州其他部队，甚至跨大军区、军种、兵种走了，我们省军区，师里也有领导为子女提干上学，入党去孩子们所在的部队说情，这种不正之风越来越厉害了，但我段世清不会那样做，做人要有立场原则，党员干部应带头执行、模范执行、不打折扣执行。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严苛到一般人难以理解，我们兄妹三人结婚不准通知任何亲朋好友，给对方送一块手表、两床被子，家中做一桌饭菜庆贺。一般结婚3至5天就都回各自单位正常上班了。弟弟年经过层层选拔、考核被西宁市公安局录取成为一名民警，父亲要求市局领导把弟弟放到最基层的所队工作，一再叮咛弟弟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团结同志，虚心学习公安业务，作战勇敢，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争取早日入党。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社会的安定。几十年来弟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每当有案情发生时总是冲在最前面，面对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无论是拿刀的，还是拿枪的从不畏惧，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人民卫士的职责，多次立功受奖。由一名普通民警成长为中层指挥员，父亲也是十分满意的。但又随时提醒弟弟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坚决打击犯罪分子，同时保护好自身的安全。几十年来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兄妹三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贡献，夫妻六人均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的爱还体现在对母亲及家乡亲人身上，母亲由于在旧社会给地主家当童养媳受尽人间苦，一生多病，无数次的住院。先后多次手术，而我们兄妹各自有各自的工作，尤其是母亲晚年时节住院已是家常便饭，每当母亲住院，父亲不顾年迈体弱总会守在病床前，急切盼望母亲早日康复。有一年母亲由西宁转院兰州总院，近三百公里的路途，父亲一直半抱着母亲，尽一切可能减少路面颠簸，减轻母亲的痛苦，随行护送的军医和护士为此感动的流下热泪，司机也尽最大努力全神贯注的开好车…。在住院手术期间，父亲请外科主任陈文庆教授制定手术方案并主刀顺利完成手术，父亲近二十天守在母亲身边不肯离去，也不让我们代他陪同母亲。在母亲最后的几年中父亲不管去哪里，办什么事，从不在外过夜，他自己看病住院也让我们一定住在干休所防止母亲有病。每当母亲有病时他叫医生、倒水、拿药、为母亲按摩、捶背，一生不会做饭的父亲因母亲长年有病学会了做简单的饭。他常说保姆做饭口味不对母亲的喜好，反复叮咛保姆，母亲想吃什么做什么饭，不要照顾他自己。舅舅家人口多，生活在农村困难，父亲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倾其所有的帮。

解放初期大姑家困难没有劳力，父亲动员奶奶将家中唯一的一头牛送给大姑家，父亲总说，在最困难时为了全家人活命将未成年的大姑卖了当童养媳，救了我们的命，我们不能忘恩，祸不单行，牛在耕地时被毒蛇咬死，父亲又掏钱为大姑买了一匹马。父亲将爱给了所有的亲人，而自己一生除了部队发的衣服，连一件像样的便装也舍不得做。八十年代父亲又将麻洞川老家的两孔窑洞无偿捐给了当地生产队，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其实父亲并不是只机械地执行原则，那样铁石心肠，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国家相关部门对因各种原因退伍、离队、流落民间的军人有了相关政策，父亲为延安地区不同时期参加革命、多种原因离队的上百名人员根据回忆、证人证言写了证明。让这些人在晚年也享受到了优惠政策，生活有了改善、养老有了保障，写证明时父亲也是一丝不苟，认真询问、仔细了解原部队领导、中队长、排长、班长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同班有谁、与谁相识，怎么离队。反复回忆、直到准确无误才给写证明材料。如今这些人也都作古了。也干过一件违反原则的事，李中仓是年从甘肃定西县入伍的一个农村兵，入伍不久，就给父亲当警卫员，平时话少、机灵、眼里有活，手脚麻利，父母都喜欢这个朴实的小伙子。入伍前没有上过一天学，是个典型的睁眼瞎、文盲，凭着点聪明，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学文化，入伍不到一年就能给自己的父母兄弟们写信了，进步很快，入党比同年兵都早，而且早早在警卫连当上了班长。李中仓其他各方面也很优秀，可是由于文化低，提干有困难，师直工科科长对父亲讲，让李中仓下团去边远的连队锻炼，提起来。父亲不同意，原因是小李没有文化，没有军队干部必备的条件，怎么能领好兵当好干部？摆在小李面前只有一条路，超期服役后，复员回老家，那时的规定就是从哪来回哪去。老家是小李多么不情愿回去的地方，贫穷落后，十年九不收，缺水干旱，逃荒要饭，成了他们家乡的一种职业，这个情况使小李多次在没有人的情况下偷偷流泪，也背地里同我母亲讲过，可父亲并不真正清楚，只知道小李家境不好，不想复员回农村，为此他很不高兴，他批评小李：“当兵忘了家乡，忘了爹娘”，套用了一句话“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父亲的另外一句口头禅就是“忘本了”。每当父亲严厉的批评小李时，小李也不和他争辩，最多说师长你不知道我们那儿有多苦，眼泪像开闸的水哗哗的流出来，而父亲恰恰特别见不得人哭天抹泪，更生气了。尽管父亲就嘴这样说，但心里也想小李的前途及去向和今后的生活。年我探亲回家，父亲就问我，你们部队驻天水一带，听你妈和你弟弟都说那地方很苦，真的吗？到底有多苦？其实我明白，他也不是关心我受不受苦，我毕竟在部队。他是换着方法询问小李的家乡情况，我说真的，地方苦，虽然说比旧社会好了许多，但群众困难，自然条件差，我用激将法对父亲说：“你去了，恐怕连一天都住不下去”，父亲就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说：“真有你们说的那样邪乎，骗人，老子才不信，难道比老子当年闹革命当红军还苦不成？”虽然这样说，我看他是动了恻隐之心，果然年秋天父亲去兰州军区开会，会后，鬼使神差的提出去小李家看一下，当然汽油费他自己出。当小汽车离开主公路行驶在漫天黄土飞扬的甘肃定西某公社土路上，父亲的脸色变了，一路没有说一句话，沉默着，思考着。秋天原本是收获的季节，由于连年的干旱，地里几乎没有什么庄稼，补种的谷子、糜子、荞麦也是老爷的胡子稀稀拉拉。车行驶到小李的家门口，老百姓以为来了什么大官儿，挤在小李家小院里，叙述各种困难，当他们听说不是省里来干部，失望的又走了。望着起伏的大山深沟、漫天的黄土飞扬，小李家连炕席都没有的光炕，家徒四壁，两间低矮的土房子。闻讯赶来的公社干部，拿来了被子、褥子和枕头，拿来了一、二斤白面、4颗鸡蛋、一把青菜，这一顿对当地人犹如过年的饭却无油，少盐少醋，这一夜父亲彻底没有睡着。驾驶员小张是陕西关中人，在返回的路上对父亲讲：“师长，我们关中农村虽然也苦，可小李家比我们能苦十倍、二十倍。”一路父亲无语，事后他也讲，解放20多年了，没有想到定西人民群众还这么苦，连喝的水都是又苦又涩的窖水。甘肃定西地区的苦，主要是自然条件造成的，虽然梯田从沟底修到山顶，水坝打的一座连一座，社员拆了土墙，拆了炕当肥料上地，可是几年不下一滴雨，地缺水，草也不长，人生活缺水，外出逃荒，牲畜生存缺水，生产队看不见牲口牛羊。水和空气阳光是万物的生存必须，没有了水，没有了收成，没有了生活的来源，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于是发生了逃荒要饭。整个陇海铁路沿线到处都有穿着部队救济发的旧黄军装，操着标准定西、天水口音的流民，其实目的就是一个为了生存。全国解放后，年和年两年，未征过兵，未征兵原因都是因为“文革”，没有征兵就没有复员退伍，但年底李中仓复员了，拿着复员费、退伍证书带着当兵发的被子，穿着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正式向定西县武装部报到，退伍回乡了。有人说段世清利用支左的权力将自己的警卫员安排到了青海省劳改局，违反党三支两军的规定（战士不得留在“支左”单位安排工作），揭发信递到了兰州军区政治部，兰州军区领导批示：“查，属实坚决处理。”青海省军区配合兰州军区调查组，经查青海省劳改局任何一个单位没有接受过一个叫李中仓的复员兵，定西县武装部证明李中仓本人，已在武装部报到过了，并且参加了公社基干民兵训练，由于生活困难随着盲目流窜的社员离开了生产大队，去向不明，最终调查结果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三年后风平浪静，人们早已忘记李中仓的时候，李中仓一身工人着装，从甘肃省劳改局所属的阿甘镇煤矿来西宁看望我们，李中仓的事父亲经过深思熟虑，精心安排，瞒天过海，曲线救国，后门安排了工作，中间的过程就不再赘述，这件事上我看见了父亲的智慧，也明白了那句古语“姜还是老的辣”。

结束语：

父亲走了十五年了，恰今年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建国70周年，我想用父亲的故事来纪念他，也好让段家的后代记住有这样一位祖先。细想起来，父亲其实也和每个家庭中的父亲一样，也是人们口中常说的那样“严父”，但是在我的心目中父亲不仅仅是一位严父，而且是一位真正的慈父，他一生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流血流汗，有功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有功于军队建设。他一生对党忠诚，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为官清廉，一生严于律己、克己奉公、两袖清风，言传与身教都离不开党的教诲，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几十年间忍辱负重。4年以85岁高龄带着对家庭对亲人对党对军队无限深情，穿着呢制军装，盖着党旗走完了一生。爸爸，我们作为您的子女，感到骄傲，自豪。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恩情。爸爸在故乡革命圣地延安，在长满青松翠柏的四八烈士陵园一定看到了延安变了、陕北变了、祖国变了，变得更加美好，党带领十四亿人民正昂首奋进，奔向明天更大的光荣，我们会永远陪伴在您和母亲的身边，如果有来生，我们还会做您的儿女！

参考文献与说明

〔1〕年中共陕北特委将活动于绥德、梁家甲、深沟、前后坪、孙家翠、郭家坪一带的赤卫队改编为陕北红军游击队第十二支队。支队长前后为霍为德、梁风鸣，政委马龙飞，副队长马景林，主要活动范围也是上述地区，年1月由于梁风鸣等叛变，游击支队解散。

父亲的陕北红军游击队第十二支队是年1月间在延安南川成立，由南泥湾、金盆湾、麻洞川等地十二名青年组成。支队长段世清（段有财）、副队长孟庆成、后大部分被编入延安保安大队及垦区游击队，实际存在时间1年多。

〔2〕年八路军《军法处工作草案》规定，军法处设在师旅，军区、军分区及后方留守处、政治部内有检察权、逮捕权和初牢权。审判权属于军法会。其组成成员由驻军最高军政首长任命，案件判决执行后撤销。

〔3〕年在陕西全境行将解放，为了加强对陕北、陕南军区和关中各军分区的统一领导，11月30日中央军委电令成立陕西军区，陕西军区由十九兵团兼兵团领导兼军区领导。12月10日陕西军区在西安正式成立。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军区下辖陕南、陕北军区、三原、合阳、大荔、渭南、咸阳、宝鸡军分区。年12月十九兵团参加抗美援朝，十九军由汉中进驻西安代陕西军区。年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加强军队正规化，6月军区部队、机关精简整编，8月份陕西军区改称陕西省军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