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24日，由南京师范大学六朝考古研究所（筹）、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主办的“随园六朝考古学术工作坊”第二期在南京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学、郑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晓庄学院、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南京出版社、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16名学者受邀与会，另有30余名研修者参加。
工作坊每期邀请八位中青年考古及历史学人对相关研究成果专题汇报，除由评议人对报告内容点评外，与会的所有学者及研修者可展开充分的自由讨论，从而促进对问题的深入理解。相关内容涵盖六朝考古与历史的多个方面，既有来自考古发掘现场的新收获，也有对于文献的梳理与反思，还包括对特定问题的观点与商榷。
与会学者合影
第一场
来自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胡晓明以《神迹的传播与传播的奇迹——汉晋时期佛教传播策略再议》为题进行了报告。
在搜集、比较大量早期佛教史料及相关文物的基础上，胡晓明提出了问题：为什么佛教没有淹没在汉代不计其数的神灵崇拜中，而是与受到官方崇拜的*老圣人并列，又和民间崇拜对象西王母、东王公同处一室？他认为，为方便弘法，佛教将佛教神迹与我国传统的瑞应思想相结合，以宣传佛陀神迹，通过施展幻术等手段促进佛教传播。幻术在民俗活动中进行表演，突出表现的是“鱼龙曼衍”之戏，其场景盛大玄幻。当时有一批著名僧人以幻术为手段弘教，他们或针对上层统治者，或游走于民间，表演一系列“神迹”来获得对佛法的支持。早期佛教对佛教开创者佛陀加以神化，使得佛陀表现出超乎当时中国社会对于圣人和神仙的一般认知，大大增强了佛教的吸引力，并使得佛教形象通过这种宣传走入地下世界，出现于墓葬中，成为无所不能的神仙形象。在汉代盛行的天人感应的思想影响下，佛教神迹也被视为感应的结果，故往往被宣传为“瑞应”或“佛瑞应”，使得民众信服。为了适应中土的特殊社会条件，来自西域的早期佛教徒采用了这种独特的弘法道路。佛陀与东王公、西王母等中国固有信仰相提并论，最终促成佛法大兴，可以说是一种传播的奇迹。
评议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进指出这篇文章的选题较好，研究历史上的宗教具有历史与现实双重意义。但相关研究不仅要说明“是什么”，还要说明“为什么”。中原民众信仰佛教的动力是什么，如何与中国传统话语和历史现实相结合；汉代流行的“祥瑞”与“灾异”思想如何与早期佛教的传入相联系，早期佛教如何选择使用“瑞”这个词，都值得深入探讨。他还提出，宗教传播中教主、教团、经典三者缺一不可，尤其是教团和经典如何利用中国传统思想的生死观来阐释佛教原理如“三界”来吸引信众，促使佛教迅速传播，这些内容如果加以补充，会使得文章说服力更强。
南京大学教授张学锋提出一个问题：看似具有佛教因素的图案是否能说明佛教传播的问题？对于图像与象征意义之间的关系需要深入考虑。同时，来自安庆博物馆的陈璟提出，“钵生莲花”图案是否与博山炉图案有相似之处，是否在传播过程中被引入佛教。来自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龚巨平说，六朝时著名僧人康僧会善于以神迹吸引民众，以至于掀起“舍利崇拜”，希望作者在之后的研究中对材料加以补充。
接下来，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邓玮光发表了题为《走马楼吴简粢田简的复原与研究》的报告。
邓玮光首先说明研究对象是走马楼吴简中一批与粢田有关的简。他指出，经过两汉的发展，孙吴时期的“文书行*”已经完全成熟，严密的簿籍制度得以建立，与官方有关的*治经济活动都必须留下记录。同时，由于一个事件往往牵涉多方，涉事各方又都必须如实记录，所以关于同一事件会留下多份簿籍。吴简由于数量巨大，出土地点集中，可以采用“横向比较复原法”对简牍中同一事件的多方记录进行横向比较。再结合“纵向比较复原法”，即从历时性的角度去考虑，通过厘清活动发展的内在逻辑，考察*治经济活动的整个过程。粢田简的复原首先是寻找具有总结形制的简，找到与粢租米有关的线索，输入检索工具查找相关简，通过对照排比，可以得到关于具体年份粢米种植面积、产量、租米份额及征收程序的数据。
他还对临湘侯国下辖各乡粢租米的种植与征收情况做了复原。在复原基础上对粢田简所见孙吴粢租米缴纳流程进行了研究，包括粢田情况的调查，应缴纳米数的计算，征缴任务的下发与完成，涉及孙吴时期临湘侯国的经济与*治制度。他还结合研究成果对征税及*府对地方控制力、基层官吏与中央的关系做了讨论。
评议人张进认为这项研究表现了青年学者锐意进取的精神，很具有启发性，对简的复原可信，研究论证环节严谨，提出的复原方法正在为学界所接受。但同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对原简缺字或漫漶不清处的推测应采取谨慎的态度，要注意后补字与原简可能不符，以至于对研究成果造成影响。张进还指出，应注意到书写习惯与文书格式的变化，以及背后的历史背景。论文对小吏与中央的紧密关系表述不严谨，孙吴时期的社会现实是中央控制力减弱，地方离心力加强，文中围绕这一点应在表述上更为细致。邓玮光回应，他对照图版对缺字加以辨认，对不确定的缺字不妄下结论。
张学锋认为对粢米简的格式应做文书学的复原，此外他和张进都认为在复原粢租米的缴纳流程基础上应注意到与其他种类田地的不同，还应考虑到临湘侯国地区从事粢米生产的生产者的身份，及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与旱田耕作有什么不同等问题。
邓玮光回应，官方文书在大体的的格式下可以保持自己的风格。同时他对收租比率和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请教了张进先生，双方就汉晋时期土地亩产量与土地性质、耕种人身份的关系做了探讨。
第二场
年3月到12月，文物部门在南京栖霞区大浦塘村发掘了一座高等级南朝墓葬。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李翔带来了这座重要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成果。
墓葬于灵山北麓，是一座平面为“凸”字形的券顶砖室墓，由斜坡墓道、排水沟、封门墙、甬道、墓室等部分构成。甬道与墓室全长14.2米，宽1.76—3.6米。该墓早期遭严重破坏，墓顶坍塌，墓壁、封门墙及部分铺地砖均已损毁。墓葬内残存一道石门，满刻人物、神兽、花草纹饰，堪称六朝美术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墓葬内主要的出土器物有石俑、石马、石神兽、石座、石砚、青瓷鸡首壶等。墓内还出土一方漫漶的石墓志，据志文可知墓主身份极高，其子女名讳皆辈“宝”字，与齐明帝子女排行相同，故推测墓主为齐梁宗室。
李翔重点介绍了石门的情况，石门设置于甬道中，高3.25、宽1.9米，由顶部的半圆形门额、两侧门柱、对开门扇、底部的门槛组成，正面浮雕人字栱，正面底部阴刻有神兽纹。门柱正面阴刻神兽纹及花草纹，内侧面阴刻有花草纹及武士像。门扇正面阴刻高约1米的武士像，造型与门柱内侧面武士像相同。门槛下侧刻有灯座及莲花状火焰，门槛外侧为莲花与神鸟的组合纹饰。
评议人张学锋首先指出，当时距离东王公、西王母的流行时代已经过去，石门线刻图案性质是否与东王公、西王母相关应再做分析，对于墓葬中线刻图案的描述应更加谨慎，类似的图像还发现于余杭小横山南朝墓，可进行对比研究。从发现的遗物如石座等可以对墓葬中的围屏石榻和石祭台等带有身份等级色彩的随葬品组合做以复原，可以进一步统计南朝宗室亲王墓的分布情况，对墓葬所在陵区的布局进行研究，形成可视化的成果。张学锋还从墓葬规模及墓志铭文出发，结合随葬器物形制，推测墓主为南齐安陆昭王萧勔。若墓主为萧勔，可结合萧勔被厚葬及萧勔之子在进入梁代后被杀的史实，将这座墓作为南齐宗室墓的典型代表，与进入梁代才下葬的南齐宗室萧子恪的墓葬进行对比。
龚巨平提出墓中石门保存情况较好，纹饰之精美，是之前发现的齐梁宗室墓所未见的。另外从该墓所出盘口壶的器型看，该墓为齐末梁初墓葬，如何从随葬品器型上对齐、梁墓做以区分，值得进一步研究。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刘涛指出该墓经过了严重破坏，可能是下葬后不久有意识的毁陵行动。墓道地面发现白灰面，是否和湾漳大墓一样存在白灰面绘画，以及是否与墓葬等级和墓葬制度有关系，这都值得进一步思考。南京师范大学的裴安平指出对南京六朝墓葬的研究，视野应扩大，应该在研究单个墓葬的基础上，考虑到陵园制度、陵园分布，形成对贵族墓地的整体研究。王志高认为对墓志的释读还可以深入，该墓出土的石棺座、石门对研究南朝墓葬的装饰大有帮助，出土的石器座等可参考《金楼子》进行考察。他认为由于梁代对部分齐宗室采取优待*策，墓主尽管是齐宗室，但墓葬时代不排除是梁初的可能。
随后，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的高庆辉的报告以《南朝画像砖墓中的拄刀（杖）人像探讨》为题。
高庆辉对南朝画像砖墓中的“拄刀（仗）人像”的分布范围及图像特征进行总结。他认为南京、丹阳和余杭等地墓葬中出现的侧立状拄刀（仗）人像铭刻中出现的“左右将*”或为“左右直閤将*”的略称，并认为这类守门武士的图谱原型为直閤，其来源为建康，与之相似的还有邓州南朝墓大幅彩绘“门吏”图像。“拄刀（仗）人像”的图像表现形式与特征有其复杂性，具有部分“直閤”特征的图像，不仅尺寸缩小，而且还被置于墓室底层或画像砖端面，完全看不出直閤图像高大且独立的特点，甚至成为供养人格套的一部分。各地还普遍存在一类正立对称布置的多组拄刀人像，和前述直閤单组侧立的情形正好相反。这两类图像常常和侍女画像砖组合出现，并延续至隋。这些特殊情况值得我们对“拄刀（仗）人像”的特征与性质做进一步研究。
高庆辉发现正立拄刀人像分布于以襄阳为中心的长江中游，侧立拄刀人像分布于以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两者有着相异的发源地，正立拄刀人像与北魏陵墓石刻中的石人（俑）的相似性显示其渊源可追溯到北朝。最后他对拄刀人像图像的性质与意义进行了辨析，他认为南朝墓葬中“直閤+狮子”的组合是南朝墓葬汉晋化的表现形式，与当时南朝与北朝争夺正统的背景有关，南朝正立状拄刀人像源自北朝也可能有这个因素在其中。
评议人张学锋指出报告人的研究对象为南朝墓葬中的拄杖（刀）人像，文中对这种图像分为甲乙两类，探讨其源头、影响和等级，运用了艺术史研究的一些名词和方法。他认为本文应该结合崔芬墓等相关墓例进行深入研究，过早的对甲类图像进行定性，称之为“直閤”，不太严谨。南朝时直閤将*并非固定官职，对于直閤将*与墓葬图像的对应关系应慎重。“直閤”铭文的出现应该与帝陵有关，与直閤将*的现实职责相对应，是一种特殊的将*，特殊的“守护”。他还指出，东亚的“守护”传统源远流长，如在韩国部分村落仍存在的“将*”木俑。柱刀人像不应统称为“直閤”，在当时各个阶层有不同说法。拄刀人像的渊源应从汉晋以来的“门吏”上找寻，体现了“守护”的思想，其称呼应当为“将*”。将“直閤+狮子”图像的出现解释为与北朝进行正统性的竞争存在证据链上的缺环，文中对材料整理后的提升较为混乱，没有形成自己独到的研究框架。
刘涛认为本文选题较好，但其重点却停留于图像学的研究，应该更多从考古学的角度